文/趙發中

　　人人都討厭垃圾，人人都製造垃圾。垃圾問題，可以説是伴隨著人類文明史的一個“世界難題”。前不久，因為垃圾發電廠的建設問題，杭州若干小區的居民“聯手”採取了抵制行動。此“事件”引起了各界關注，一時成為“熱點”。不管小區居民的行動有無道理，也不論政府要建垃圾發電廠的對與錯，無法擺脫的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垃圾之困”，再一次進入我們的視野。

　　垃圾是城市的附屬物，城市的運轉每年將産生上億噸的垃圾。

　　而今，當人們陶醉在繁華的都市生活中，這支垃圾“大軍”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圍著他們，並隨著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氣，巨大的垃圾山，周圍灌木和樹上零星點綴著的臟塑料袋，在風中不停地打著旋兒……隨著這樣的情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線中，中國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發地凸顯出來。

　　垃圾圍城

　　每到夜晚，杭州居民林東吃過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電腦寫“臭氣日誌”。

　　“那股味又縈繞在周圍了，關上門窗還是能隱隱聞到。”

　　這已經是這個月的第六篇了。前幾天日誌裏記述的狀況更讓他心煩：“夜9點30分，晚班回來，在小區門口便聞到一股難聞的垃圾腐臭味，不敢大口呼吸，這種味道讓人特別難受。”

　　他不知道這篇《臭氣日誌》何時才能“殺青”。從去年開始，“臭氣日誌”正式誕生。這個日誌註定沒有太多讀者，但它的背後是諸多同樣飽受惡臭之苦的小區居民。

　　進入夏天，天氣越來越炎熱，這股腐臭味也越來越濃烈。

　　“垃圾堆積在這裡已經很久，沒人清理。垃圾堆上都長出草來了，成了垃圾山。”林東在日誌中寫道。

　　這條位於杭州盛世嘉園和怡景花城兩個樓盤間的小坡如今已被各種建築垃圾和生活垃圾佔去了三分之一，形成的垃圾堆有若干米長，半米多高，大部分都是編織袋、渣土等建築垃圾，上面還有幾個破碎的大缸。

　　林東説這些渣土都是周圍裝修的人家趁晚上倒到這裡來的，有時候被碰上，居民上前制止，但傾倒垃圾的人大都不予理睬，仍然到這裡來倒垃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現在這個大垃圾堆。

　　更有甚者，不少居民看這裡有個小土堆，往往順手就將垃圾一扔，垃圾裏的臟水流到地上，不僅臭氣熏天，還招來了很多蒼蠅蚊子。

　　如今，最讓業主們感到無奈的是，由於反映未果，他們實在不知道還要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多久。

　　事實上，這樣的場景在高速運轉的城市生活中早已屢見不鮮。

　　“北京每年的垃圾可以形成一座佔地36公頃、高40米的垃圾山。”今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會主任陳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機即將出現。

　　而在北京，“垃圾圍城”早已不是第一次。

　　1983年，北京曾進行過一次航空遙感觀測，發現在當時規劃區75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大於16平方米的固體廢棄物堆共有4699堆，佔地9300畝，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農業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業廢渣等等。為此，北京市政府斥資23億元，才逐漸攻陷這座驚人的“圍城”。

　　二十多年後，垃圾巨獸捲土重來，並且來勢更加兇猛——日産垃圾18400噸，垃圾處理缺口8000噸，67%的高缺口率，如一顆巨型“炸彈”，隱藏在城市地下。

　　寧夏銀川曾有“全國衛生先進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之稱，然而，在城市垃圾處理上，由於場地、技術等問題，卻出現了城內乾乾淨淨，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現象……

　　在廣州，開展了10年的廣州垃圾分類工作面臨諸多嚴峻的現實問題。

　　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類成為廣州的熱門話題。而熱議的背後，是日産垃圾9776噸的廣州，即將面臨的垃圾圍城危險。

　　這些城市也僅僅是全國的縮影。隨著城市化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城市垃圾問題已變得越來越突出。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長速度為8.42%，而中國垃圾增長率達到10%以上，後者已成為世界上垃圾包圍城市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世界每年産生4.9億噸垃圾，而僅中國每年就産生近1.5億噸城市垃圾。

　　目前，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累積堆存量已達70億噸，佔地約80多萬畝，近年來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續增長。全國600多座城市，除縣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沒有合適場所堆放垃圾。

　　與此相對應的，是僅為50%左右的城市垃圾處理率。一些早早興建的垃圾處理設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脹中，也迅速陷入超負荷運轉的窘境。在上海，兩座垃圾焚燒電廠規劃之初周圍都是農田，而高歌猛進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內就把城區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們的眼前。2008年，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數據顯示，全市平均日産生活垃圾1.5萬噸左右，其中有36.6%的垃圾因處置能力不足，只能簡單填埋。2009年，全市共有220處簡易堆放點，其中10畝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而這種直接堆放的簡易處理方式，不僅使得堆放區域氣味難聞，垃圾滲漏液流入周圍水體和土壤後，還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帶來極大威脅。面對逼近的城市垃圾危機，國內環保權威、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研究所專家趙章元毫不掩飾自己的擔憂：“垃圾處理不好，矛盾會變得越來越尖銳。”這不是危言聳聽。

　　2007年，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發“垃圾危機”，街頭垃圾成堆，有些學校因為老鼠橫行而停課，旅館客房入住率明顯下降。人們憤而放火，焚燒垃圾。暴力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

　　於是，有人開始懷疑：到底是垃圾在向人類進攻，還是人類首先向垃圾發動了進攻？是城市擴張侵佔了垃圾的地盤，讓垃圾開始喪失它的“棲息地”，還是垃圾想侵佔城市的地盤，要求人類放棄城市的棲息地？答案難以給出，事實卻可以肯定——那就是“垃圾圍城”正愈演愈烈。

　　高昂的“學費”

　　“城市垃圾也稱城市固體廢棄物。它是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丟棄的家庭生活垃圾(包括有機、無機和危險品如乾電池、熒光燈管等)與人們吃喝有關的廚房有機垃圾及公共場所垃圾、環衛部門道路清掃物(綠色植物殘骸如草坪除草、樹木剪枝、落葉、紙品、塑料製品和塵土等)及部分建築垃圾的總稱。”跟蹤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維平被視為國內垃圾研究的第一權威。

　　在他看來，垃圾以及垃圾處理可以説是與人類相伴相生的。史料記載，早在“半坡遺址”就發現了專門消納垃圾的坑。到了漢代，還有了城市垃圾清掃、清運的專業工人。但大規模、有組織的垃圾處理卻是出現在新中國成立以後。

　　統計顯示，1999年中國經國務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産生1.2億噸城市生活垃圾，國家花費了300多億元用於清運和處理這些垃圾。1998年，全國共有69.63萬名專業城市環衛職工，北京有2.3萬名環衛職工，清掃、處理了279萬噸生活垃圾，政府為此付出7.5億元的代價。

　　上世紀90年代末，為解決生活垃圾問題，不少城市開始推行分類、收費等新措施。但這些國際通行的“好辦法”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分類流於形式，收費進展緩慢，個別地方甚至越收越少。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個城市開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

　　然而，媒體在隨後的採訪中發現，這種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虛設。直到現在，絕大多數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與不可回收垃圾之間的區別究竟在哪。雖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島等地的垃圾分類率已經達到了10%，但因為普遍實行袋裝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實現了分類收集，運輸和處理過程中也大都混為一“潭”。

　　而更為重要的是，處理垃圾的“代價”頗大。調查顯示，北京市日産生活垃圾總量達近2萬噸。每運一噸垃圾，從垃圾中轉站到垃圾堆放場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幣。一年光運這些垃圾就得耗去6億多元的市財政收入，其中還不包括垃圾無害化處理的費用(每噸100元左右)。

　　建造垃圾填埋場的費用則更為高昂。據估算，建造一個日處理垃圾200噸的衛生填埋場，需要的資金是2億元。而一個日處理垃圾500噸的垃圾焚燒場則需要5億至6億元的資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環保方面的資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從環保資金裏面分到垃圾處理後，就更少了。

　　一直以來，中國城市的垃圾處理都由政府包乾，採取非盈利性收費的形式，政府投資、政府經營。連年攀高的垃圾處理費用使得許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著實令這些城市的市長們感到頭疼不已。目前，衛生填埋、堆肥和焚燒是國際上通用的三種垃圾無害化處理方法。

　　其中，衛生填埋是垃圾經過焚燒或者堆肥處理工藝、實現垃圾利用最大價值後，剩餘殘留物的最終處理方法。到了填埋處理這一環節，垃圾的填埋量已經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而由於環境意識、政策法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資金投入、技術裝備、設施配套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目前國內大多數城市的生活垃圾處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簡單填埋等陳舊落後的方式，即人們所稱的“搬家式”垃圾轉移。

　　這期間，儘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先後建設了一批生活垃圾處理廠，有些城市還花鉅資從國外引進了技術和設備，但就總體而言，垃圾處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規垃圾填埋場也對一些城市的環境安全構成隱患。

　　北京市地勘局地調研究院公佈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現狀及選址地質環境調查》顯示：北京市平原區現有生活垃圾處理場地近500處。其中正在運營的非正規垃圾處理場及轉運站共有360多處，佔正在運營的垃圾處理場地總數的95%。

　　一面是城市化進程，一面是生活垃圾“圍城”的困境，雙重壓力之下，該如何突圍？2006年2月，國務院首次發佈《關於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將垃圾處理列為政府環境保護重點工作之一。於是，在追求城市化的同時，政府也開始尋找破解“垃圾圍城”窘境的途徑。

　　解救之道

　　如今，面對如何拆除圍城垃圾這枚巨型“炸彈”的問題，許多城市的答案又從填埋變成了焚燒。放眼全國，已經擁有焚燒爐的城市包括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寧波、溫州、武漢、重慶、廣州、太原……這個名單還在不斷增加中。

　　與此同時，與垃圾焚燒有關的爭議也日趨白熱化。爭議的焦點，就是焚燒産生的致癌物質二惡英。年逾花甲的環保權威趙章元，是目前國內堅定的“反焚燒派”，他認為焚燒不是一種最好的、科學的垃圾處理方法。“污染不可避免，其中二惡英是誰都不敢否認的一級致癌物，不管你排放控制多好，它總會有，而且累積效應是十分可怕的。”

　　力主“加快垃圾焚燒設施建設速度”的王維平，也承認垃圾焚燒産生的二惡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産生的量，使其處於對人體健康的範圍內。他認為，現在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困難，根本原因還在於處理能力嚴重不足，且處理方式單一。

　　據了解，當前世界上工業發達的國家城市垃圾處理方法主要有衛生填埋、焚燒和堆肥三種方法。而中國城市垃圾處理70%以上都採用比較簡陋的填埋方法，高溫堆肥和焚燒僅佔了很少的一部分。對於垃圾治理問題，北京市政協常委李少華曾經提交了一份《關於建議政府各部門協調一致加快城市垃圾處理現代化的幾點建議》的建議案。

　　他在議案中寫道：垃圾處理的諸多問題需要各部門的通力合作，並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確定專業部門&&的情況下，協調市政府各個有關部門，通盤考慮北京市垃圾處理問題。其中關鍵在於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簡化相關手續，提高辦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規劃和措施，注意協調和調動社會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個部門獨家包辦。”

　　此外，他還多次建議垃圾處理走向市場。這與全國政協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謀而合。程青呼籲，要向社會開放垃圾處理産業市場，引入競爭機制，建立一個企業管理、政府監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競爭平臺，將垃圾的收集、分揀、回收、儲運、處理、再生利用、産品經營等一體化，形成一個産業鏈，實現互動式發展。

　　而在王維平看來，源頭控制同樣也是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的關鍵。所謂“源頭消減”，不僅包括凈菜進城，限制消費性包裝，循環利用包裝物，還包括建立完善廢品回收系統，鼓勵生産環節節省資源和循環利用資源，垃圾分類收集，垃圾計量收費，對垃圾排放大戶實施懲罰性收費，對電池、燈管和包裝等生産企業徵收處理費等等。

　　王維平認為，目前國內垃圾的減量化已不是最大的問題，難的還是垃圾的分類回收。比如，小小的一隻廢電池。人人都知道廢電池對環境的危害相當大，中國電池年産量180多億隻，回收率卻不到2%，而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加強，開始注意對其分類單獨回收，很多小朋友們也費很大勁將其收集起來。但回收結果卻是，即使這些廢舊電池在源頭上分開了，也很少有企業願意回收利用。

　　“我感覺，今年將是垃圾問題大爆發的一年。”王維平對未來的形勢感到擔憂。“如果政府還不當機立斷，把垃圾分類等源頭的事情做好，將來就會很危險。”他説，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關政府部門一直沒能與市民形成一種合力。他個人曾經建議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類做起來，“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據近日的媒體報道，在加快垃圾焚燒設施建設的同時，北京已經選擇包括市屬機關、公司、商場等百家單位，做零廢棄管理試點；果菜市場設有機垃圾處理設施，一些菜葉就地進行堆肥和生化處理；在每個區縣10%的常住人口中，實行垃圾分類。

　　這個理念不僅跟很多垃圾處理專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環保組織的理念貼近了。一位環保組織的工作人員表示，無論填埋還是焚燒，都不能真正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真正的解決，一定要重視前端，注意減量與分類，而這恰恰又是城市管理者和公眾都不重視的。”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