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中國大革命。

　　當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響之後，遠在美國的孫中山渾然不知情，他正在為屢敗屢戰的國內革命點點星火演講籌款。10月12日的站點是丹佛市，這一天他還沒來得及辦理布朗宮殿酒店328房間的入住手續。

　　當地報紙一則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讓他既高興又意外。

　　這個並沒有受到他遙控指揮和經濟資助的起義，讓他並不急於回國。而此刻，國內正需要他這樣一位職業革命家和領袖人物的振臂一呼和凝聚人心。孫中山自1885年中法戰敗那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歷經九次重大起義失敗，他本擬立即回國，“親與革命之戰，以快生平”，但是，他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後認為“先從外交方面致力”，然後才回國。

　　此後，孫中山分別致函美國國務卿諾克斯，並想以公開身份訪問日本，均未獲寸功。11月2日，孫中山離開美國訪問英國、法國，同時向四國銀行團籌款，也未有斬獲。此時，國內南北議和已開，盼歸呼聲日隆，而他籌款失敗，再無理由滯留國外了。

　　11月24日，孫中山從馬賽啟程回國，12月21日抵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從廣州去迎接，胡漢民勸其在廣東整兵再行北伐之事。孫中山不以為然，決定北上上海，以早日建立革命政府。

　　缺錢的革命

　　“革命派首領們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鬥爭的主要問題是款項問題”

　　此時的上海，對孫中山的到來一片期盼，“革命家之泰斗”、“中國之福星”、“中國之救世主”來了。

　　民眾對這位革命家的期望值也水漲船高。當時上海盛傳：孫中山攜有鉅款回國，革命軍餉問題迎刃而解了。實際上，直至孫中山去世，軍餉的捉襟見肘和政府經費的難以為繼都無時無刻不困擾著這位革命領袖。

　　孫中山甫抵上海，中外報館的記者紛紛詢問鉅款數目。

　　他沉思片刻，説：“余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上午10點，孫中山乘專車離開上海赴任，專車經過蘇州時，“共和萬歲”之聲雷動。

　　就在孫中山赴南京的前夕，他向來寓所拜訪的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説：“你能給我借上500萬元嗎？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總統了，但卻身無分文。”

　　宮崎寅藏很為難：“我又不是魔術師，一個晚上去哪弄這麼多錢。”

　　“明天沒有錢也關係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證在一週之內給我借到500萬元，我當了總統也只好逃走。”若干年後，宮崎寅藏依然記得孫中山的無奈。

　　三個月後，孫中山一語成讖。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籌建政府過程中，財政總長人選原為著名實業家張謇。不料，這位精明的理財專家婉拒，並替臨時政府財政作了下預算，估計每年財政缺口8000萬兩。

　　最後，財政總長改任陳錦濤，一位耶魯大學博士，與西方財經界有著友好關係的前清貨幣改革主持者，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稱讚其為“現代中國人中最有財政知識的人”。

　　在各省自顧不暇難以對中央施援手的形勢下，南京臨時政府靠借款度日，陳錦濤也是無計可施。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看到，南京城裏“到處都是成群結隊的騷動的士兵，叫嚷發放欠餉”。

　　時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的胡漢民曾回憶，一次安徽軍情告急索糧餉，孫中山批撥20萬元，胡漢民持手批去財政部，發現國庫只有銀元10枚。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下詔退位。第二天，孫中山即向參議院送上辭職書，結束了他45天的臨時大總統任期。而南京臨時政府在短短的3個月內，財政赤字達163萬元。一些在南京的英國人認為：“革命派首領們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鬥爭的主要問題是款項問題……由於缺乏現款，無論在這個首都或各省，使他們在內政方面的改組不能獲得任何進展。”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張海鵬認為：“財政匱乏成為南京臨時政府迅速夭折的一個重要原因。”

　　缺錢的日子總是困擾著孫中山，從流亡海外向華僑向浪人向洋人募款到創設民國向外國外資外行借款，或圖回報或被搪塞或被欺瞞，孫中山一直靠革命意志堅持了下來。日後，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告誡國人：“在我計劃，以獲利為第一原則，故凡所規劃皆當嚴守之。”

　　孫中山早就想一實現共和就通過保護私有財産、發展實業來緩解中國孱弱的經濟，繼而“獲利”，以緩解財政壓力。南京臨時政府特設實業部，受大總統管轄，並要求各省迅速成立實業司，同時鼓勵民間興辦各種實業團體。南京的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上海的中華工學會、中華民國商學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相繼成立。

　　實業部制定商業註冊章程，頒行全國，鼓勵各類商業公司自由註冊營業。在此基礎上，南京臨時政府鼓勵創辦各種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礦企業，如煤礦、鐵路、航運、機械製造及各類工廠、公司。

　　雖然南京臨時政府苦心經營，但是興辦實業並非一日之功，北洋政府執政時期，實業部被取消，分拆為農林、工商兩部。

　　但是，孫中山的實業救國夢想並沒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