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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破6.35 五年來累計升值超30%

發佈時間:2011年10月12日 11:2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華商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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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來累計升值超過30%

  分析人士

  認為:

  美國會參議院對人民幣匯率發難沒道理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1日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3483,首次突破6.35大關,創出匯改來的新高。

  五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超30%

  匯改五年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超過30%。

  數據顯示,儘管近期美元指數不斷走高,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幅度仍然較大,一個月內已累計升值達到500個基點。

  與此同時,中間價的波動彈性也明顯增加,1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前一個交易日大幅跳升100個基點,而就在過去一個月內,中間價單日波動幅度更是多次超過100個基點,如此頻繁的大幅波動在以往比較少見。

  縱觀匯改五年來,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幅度明顯,波動彈性正日益增強。而自去年重啟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更是累積升值超過7.5%。

  央行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當前人民幣匯率靈活性顯著增強,人民幣實際匯率已大幅度升值,並趨近均衡水平。

  匯率並非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主因

  11日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就《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進行投票表決的最後期限,分析人士認為,中美兩國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於人民幣匯率,美國國會參議院對人民幣匯率發難沒有道理。

  “美國把貿易收支不平衡和高失業率都歸咎於人民幣匯率實在荒唐,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同濟大學財經與證券市場研究所所長石建勳評論稱。

  自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了30%左右,而同期美國的失業率則從7%升到了9%以上,可見,美國失業率上升與人民幣匯率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而另一份有關美國貿易收支與就業關係的數據則印證了美國貿易收支與失業率上升也無明顯關係。

  數據顯示,2007年至2009年美國經濟衰退期間,美國國際貿易收縮12%,貿易逆差從2007年的6550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3630億美元,同期美國卻增加了600多萬失業人員。

  聲音

  美專家警告

  如以匯率問題制裁中國將爆發貿易戰

  美國高頻經濟信息社首席經濟學家卡爾溫伯格10日表示,如果美國執意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制裁中國,將會引發貿易戰,從而損害兩國經濟發展。

  美國國會參議院預計于11日就所謂“2011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進行最後投票。如果最終這一法案在國會兩院通過並經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美國政府就可以對中國進口産品實行大面積的單方面關稅制裁。

  對此,溫伯格認為,這一法案是“老調重彈”,是在為美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窘境尋找“替罪羊”。“對於美國政客來説,沒有什麼方法比指責並制裁中國更簡單的了,反正中國人又不在美國大選中投票。”

  溫伯格表示,五年前,美國參議院就曾要求人民幣升值35%,以解決兩國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但2005年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了22%,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中國出口産品競爭力下降程度就更大,但美國對中國産品的需求依然強勁。

  此外,溫伯格表示,如果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産品實行關稅制裁,就違反了美國自己參與制定的世界貿易組織基本原則。

  溫伯格説:“美國的做法如果激起中國的類似報復行動,貿易戰就不可避免,而雙方的出口和就業都將因此受損。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尤其是在經濟如此低迷的時候。”

  回顧

  別忘了“斯姆特-霍利法案”的教訓

  美國參議院主要針對人民幣的涉匯議案,眼下在美國國內引起各方爭辯。根據這項議案,美國可以對所謂的“匯率操縱國”增加額外關稅。

  類似的情形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經有過。時任總統胡佛不顧政經各界的強烈反對,于1930年6月簽署了國會通過的大幅提高關稅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從而迅疾引發全球範圍的貿易戰。繼1929年股市狂跌之後,美國及世界貿易嚴重衰退,大蕭條相伴而來。

  當時有1928名美國經濟學家聯名簽署請願書,認為關稅法案無助於解決美國面臨的結構性經濟問題,並對這項法案的後果提出警告。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稱之為“一項愚蠢的經濟政策”,一整晚在白宮力圖説服胡佛總統否決該項法案,J.P摩根的首席執行官拉蒙特則説他“就差跪下來乞求胡佛頂住政治壓力不要幹傻事了”。但是,法案依然出籠了。

  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那是一項引發嚴重惡果的錯誤法案。據美國財經機構的研究,當時美國關稅提高和非關稅壁壘的設置在世界範圍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氾濫,導致世界貿易規模萎縮約百分之三十。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該法案可謂是1929-1933年全球大蕭條的“扳機”。

  當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貿與上世紀三十年代不同,不過回顧歷史,有助於厘清當前美國參議院涉匯議案的問題、矛盾和危險性。

  “斯姆特-霍利法案”由美國議員斯姆特和霍利發起,當時美國經濟遭受1929年股災的衝擊,勞動力和生産過剩的矛盾突出,民眾怨聲四起,黨派鬥爭激烈。在那種情況下,任何國會動議,只要附以增加就業和促進貿易之名,必然博得部分選民的支持。

  再看當下的美國:經濟低迷,失業率達到二十多年最高點,民眾不滿引發街頭政治運動,黨派鬥爭疊加選戰博弈,這很容易勾起人們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政經、社會生態的聯想。

  檢討當時,政治學者認為,美國政治、政黨制度使得國會的部分立法者只顧各自選區的經濟利益和選票多寡,對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政治、經濟卻疏于考量,這使得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成了美國國內“問題”的“人質”。

  而眼下針對匯率的參議院議案,恰恰暴露出這樣的問題。即便有識者普遍認為這是“頭痛醫腳”的庸方,其結果損人不利己,一些議員仍然在國會山衝撞,非要攪出一番動靜來。

  “這是很危險的!”針對參院的匯率議案,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發出這樣的警告。他的擔憂和上世紀三十年代類似,認為抬高關稅壁壘將引發貿易戰,對美國和世界經貿都不利。這些日子,美國國內商業組織、主流媒體、研究機構甚至奧巴馬政府,也紛紛對這項議案提出批評或質疑。

  中國有句古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希望那些嚷嚷著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美國政治家們吸取歷史教訓,傾聽理性聲音,不要做害人害己的傻事。

  時評

  “多事之秋”

  中美尤需

  良性互動

  不到4個月時間裏,中美兩度舉行亞太事務磋商,“把問題放到桌面上來談”。中美這一最新互動,意味深長。

  毋須諱言,最近這段時間,美國做了不少損人未必利己的事情。7月,奧巴馬向達賴敞開白宮大門;9月,宣佈對臺新軍售計劃;10月,美國會參議院啟動議案,意圖逼迫人民幣加速升值。美方違背了兩國建立合作夥伴的精神,中美關係的總體發展因此明顯受到干擾。

  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高層繼6月夏威夷首次磋商之後,再度在北京對話亞太事務,零距離“熱議”美對臺軍售及人民幣匯率等中美之間敏感問題。一方面,這表明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誕生時間雖短,但地位相當重要,已成兩國處理重大分歧、就雙邊關係進行“風險管理”的有效平臺;另一方面,兩國的重視態度及新機制的議題設置,清晰傳達出這樣的信號:良性互動、妥處分歧,有效協調應對亞太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挑戰,仍是兩國共同致力的目標,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大局沒有改變。

  今年以來,世界似乎格外不得安寧。如果最具發展生機和活力的亞太地區也出現緊張對抗和惡性競爭,不僅將嚴重損害相關各國的國家利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衝擊後果更不堪設想。

  反過來説,只要亞太保持穩定與繁榮,繼續帶動全球經濟增長,世界即使局部動蕩加劇,也不會脫離和平與發展的總體軌道。因此,在世界的“多事之秋”,中美在亞太地區加強良性互動,拓展共同利益,妥善處理可能出現的分歧,必將成為亞太與世界穩定與繁榮的有力保障,善莫大焉,功莫大焉。本版稿件均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