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我國企業出口調查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升值20%左右，出口一直保持增長。但是2008年危機以來在各種因素疊加影響下出口開始下滑，外部需求下降、原材料價格上漲，企業呼籲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2009年以來，西方國家壓迫人民幣升值。現實是中國低附加值的産品對匯率變化相對敏感，企業承受匯率變化的能力不斷下降，普遍認為匯率是影響企業利潤和生存的重要因素。

　　1．影響企業出口因素分析2008年以來，影響企業進出口變動的最主要因素為市場需求，但出口企業對匯率變動敏感度增強。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山東分局調查發現人民幣加速升值對企業影響進一步加深。455%的企業認為匯率是影響其出口的第一因素，超過出口退稅調整（286%）和國際市場需求（143%）。若人民幣繼續加速升值，近7成企業認為負面影響較大，將嚴重影響企業生産經營。

　　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4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浙江分局調查發現90%的樣本企業將人民幣升值列為影響出口最主要因素，出口退稅政策和企業原材料價格變化次之。同期遼寧分局調查，60%的純出口企業認為影響出口變動的最主要因素是匯率的變化，其次為國際市場需求和非關稅政策(如配額、出口退稅等)。10月浙江分局調查，人民幣匯率風險逐漸成為企業外貿出口最重要的因素。108家樣本企業中，出口關注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達45家，佔比41.7%；關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變化和國際市場需求變化的分別佔8.2%、13.2%和16.9%。

　　2010年6月，青島分局調查顯示，由於危機中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其它因素成為影響企業出口的原因。2009年四季度以來，企業生産經營面臨的主要困難，選擇大宗商品和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的有7家，選擇國際訂單始終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有4家，選擇招工困難的企業有3家，選擇融資難和受到貿易保護主義影響的各有2家。具體數據見表1。

　　表1影響企業出口因素2．出口企業應對人民幣升值承受能力分析多數企業受匯率風險影響相對較大，人民幣進一步升值會影響企業生存與發展。2008年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山東分局調查人民幣加速升值對企業的影響發現分化態勢明顯。4成多受訪企業表示今年最高可承受匯率水平是7.40以上，近3成企業選擇可承受7.35-7.40的匯率水平，另外3成企業可以承受7.35以下的匯率水平。從企業本身經營來看，人民幣升值已使企業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企業議價能力有限，未來提價空間不大。有3成多的企業提價空間在1％以下，有4成多的企業提價空間在1％－3％，僅有不到3成的企業提價空間在3％以上。表明大多數企業對匯率升值的可承受能力較小，匯率進一步升值將可能觸及企業生存底線。對於人民幣升值的承受幅度，66.7%的樣本企業認為在未來9個月內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在3%以內；有9.5%的樣本企業還能承受5%-10%以上的升值，沒有企業表示能承受10%以上的升值。10月浙江分局調查，86.1%的企業所能承受一年內人民幣升值幅度在5%以下，其中僅能承受人民幣升值1%的企業有26家，佔24.1%，而能承受人民幣升值10%以上的企業僅有2家。2010年6月青島分局調查顯示，企業對人民幣升值幅度在6.70-6.83之間。

　　3．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不同企業和行業的差別影響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不同行業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2008年10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浙江嘉興中心支行調查人民幣升值對紡織、服裝等傳統行業影響相對較大，出口增速逐年減緩，分別從2005年的53.1%、26.7%下降到2007年的17.2%、13.2%；佔出口比重逐年下降，分別從2005年的15%、31.1%下降到2007年的14.3%、25.5%。同期，機電産品出口增速加快並在高位趨穩，2007年增長36.8%，較2005年提高10.6個百分點；佔出口比重不斷提高，2007年佔27.1%，較2005年提高4.5個百分點。“兩高一資”行業受國外需求影響不大，主要受人民幣升值影響。出口退稅率下調後，企業利潤率已微乎其微，人民幣升值的加速，更增加了企業出口成本, 減弱了出口競爭力。中小低端産品出口企業生存已面臨嚴重威脅，在人民幣加速升值的壓力下，企業虧損加大，相繼停産。生産週期較長的行業遭受損失加大。耐火材料的生産週期一般在6個月左右，其合同的簽訂多為中長期，人民幣加速升值，使其已簽合同匯兌損失加大。進料加工企業及進口企業的利好影響顯著。

　　高新技術企業適應人民幣升值的空間相對較大。2008年1月山東分局調查人民幣加速升值對企業的影響分化態勢明顯。從行業來看，高新技術企業贏得主動，樣本企業平均利潤率為784%，部分高新技術企業提高産品質量和附加值，加大新産品開發力度，爭取到更多的價格主導權。

　　匯率升值對不同規模企業影響也有顯著差異，人民幣升值不利影響主要集中在小企業，縮小企業微薄的盈利空間。2007年，嘉興出口額在1500萬美元以下的中小企業2378家，佔全市出口企業總數9350%，出口總額4830億美元，佔全市外貿出口總額4130%，出口增速從2005年的5469%回落到2008年上半年的3287%，落差達22個百分點左右。相對而言，出口前50強企業出口增長總體平穩，升值以來出口增速落差在3-4個百分點左右。人民幣升值對企業盈利的影響因行業不同而不同，一般處於20%-40%之間，綜合成本上升對企業盈利的影響在50%以上。就單個因素而言，人民幣升值是當前影響企業盈利的最大因素。2008年1月山東分局調查從企業規模來看，大中型企業資金勢力雄厚，産品創新和技術改造能力強，應對人民幣升值能力好。中小企業將價格作為唯一的競爭力，其在核心技術方面沒有太大的進步，造成企業利潤率始終在低位徘徊，企業在訂立合同時因為人民幣升值而提高價格的要求被拒絕，受人民幣升值影響較大。

　　不同企業承受匯率升值的極限不同。從行業上看，鋼鐵行業承受能力較強，所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平均為7.28％，最高承受度達到15％。服裝行業受到匯率變動影響最為明顯，承受能力較弱，所能承受的升值幅度平均為2.63％，其中50％的企業承受度為1％。另外，從企業從事的對外貿易業務類型看，純出口企業能承受的人民幣升值空間較小，有51%的企業表示能進一步承受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幅度為3%以內，14%的企業能承受的幅度為3%-5%，還有6%的企業表示已經無力承受匯率任何幅度的升值。2010年青島分局調查顯示由於勞動密集型企業人工成本較高，人民幣升值損失只能通過壓縮工人工資的方式轉嫁，較低的工資又會使大量技術熟練工人流失，導致結構性用工荒進一步加劇。

　　4．出口企業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避險策略為了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企業和銀行採取了各種措施。但是調查顯示企業不可能通過提價轉移匯率風險，即局部傳導匯率風險。2010年青島分局調查顯示，70%的企業沒有提高價格的能力，只有30%的企業可以通過提價對衝風險。從問卷反映的情況看，一些技術含量高，需求相對穩定的産品(如鋼材)，議價能力較強。而在國際上處於買方市場的産品，企業幾乎沒有定價話語權。

　　2005年匯改以來，企業普遍認為人民幣升值是大勢所趨，但銀行匯率避險工具相對單一，不能有效規避匯率風險。2008年4月遼寧分局調查雖然目前銀行提供的外匯衍生品種較多，但遠期結售匯仍是企業採取的主要規避匯率風險的手段。在被調查的企業中，有28%採取遠期結售匯，16%採用貿易融資，12%企業採用改變貿易結算方式規避匯率風險。另外，還有40%的企業未利用任何外匯衍生品規避匯率風險。主要是由於對外匯衍生品不夠熟悉，缺少相應業務的人員，操作上較為繁瑣，如銀行可能要求企業在銀行有授信額度或提供保證金等。浙江分局在金融危機爆發後對129家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2428%的企業還認為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産品不能有效規避匯兌風險。2009年四季度以來，人民幣升值重新成為國內外廣泛關注的話題。青島分局對10家涉外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選擇準備擴大內銷比重的有3家，選擇增加預收貨款和延期付款、增加遠期結售匯簽約額、進口使用外匯貸款和海外代付的各有2家。

　　調查發現企業迫切希望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建議重視預期在宏觀政策調整中的作用，建立人民幣升值效應的監測機制，估計升值的未來累計效應。重點關注人民幣升值對中小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影響，及時協調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予以應對。青島分局調查的10家企業都建議應繼續保持匯率穩定；7家企業認為在我國經濟徹底走出危機影響之前不應貿然升值；4家企業認為提高匯率避險能力迫在眉睫。企業對匯率政策的建議中，5家企業強烈要求保持基本穩定；2家企業表示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是必然趨勢，應當控制好升值節奏和幅度，實行漸進升值，切不可突然大幅度升值；3家企業對國家的匯率政策沒有表態。2010年6月青島分局調查大部分企業認為至少在今年人民幣匯率升值不要超過2%，危機期國外進口商對價格一直保持著較高的敏感度，我國企業的議價能力仍然很弱，升值超過2%將導致40%左右的企業滑向虧損境地。

　　5．匯率波動對製造業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雖然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但是對農民工工資和就業無顯著影響。匯率波動傳導機制，即匯率波動—進出口價格波動—進出口數量波動—就業波動—工資波動，我國出現例外。這主要由於我國製造業勞動力的特點，即“農民工”。他們具有全世界最高度的流動性，製造業領域的“工人”不是現代市場經濟意義的産業工人，主體身份是農民，戶籍、家庭、養老等社會關係等都在農村。主要的社會依託是農村的自家土地，養老、保險、意外傷害都由土地提供。他們不是工作城市的居民，沒有城市居民權，不享受城市的福利。據國家統計局調查，雖然已婚的農民工佔外出農民工的56%，但是他們家庭都不在工作的城市，2009年只有0.8%的農民工在工作地購房，絕大部分（33.9%）居住在僱主或者單位提供的宿舍，這是極高流動性的根源。如果他們工作企業出現經營問題，他們會選擇流動到別的城市、回鄉，或者到其它地區就業。城市房價暴漲更加加劇了他們工作地點的流動性。2009年危機中，東部地區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888萬，下降8.9%，而中部地區增加618萬，增長33.2%，西部地區增加775萬，增長20.2%。因此，雖然匯率波動使得他們失去在東部就業機會，但是卻獲得了在西部和中部的就業，匯率變化對就業總體影響不大。因此，由於我國城市化沒有完成，目前進行匯率調整機會恰當，也是一次很好的城市化重新佈局的戰略機遇。

　　調查發現匯率波動也不影響工人工資水平。中國情況也顯著不同於西方經典理論所揭示的情況，這也主要因為中國勞動力全世界最高的流動性。見表5，全國東部、西部和中部農民工工資在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比2008年還有一定程度提高，全國提高5.7%，東部地區體提高5.2%，中部提高5.9%，西部地區提高8.3%。工資提高是否是如同經典理論認為的是就業人數下降所致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國家統計局農村司調查，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農民工總量22978萬人，比2008年的22542萬人增加436萬，增長1.9%。

　　以上分析可知，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一些企業造成嚴重的影響，但是對農民工就和工資水平沒有影響（當然這也有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

　　二、匯率升值與我國出口企業産業轉移與調整人民幣升值過快,使低效率企業和産業被“擠出”,導致企業破産, 引發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同樣, 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 出口效益快速下降將會使大量的企業從貿易品部門“擠出”，不僅中國企業長期形成的國外市場必將喪失，非貿易品內銷將加劇我國業已過剩的産能。因此，短期內我國要繼續保持出口導向的策略。

　　1．我國製成品出口貿易特點我國貨物貿易出口主要以製成品貿易為主。製成品貿易從1980年佔總出口的49.7%上漲到2007年的95%，即製成品出口已經佔出口的絕大部分。人民幣匯率升值影響最大的是輕紡産品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出口，目前我國該項的比例已經下降到總出口的18.1%，這是需要完成産業結構轉移的部分。

　　2．我國産業佈局地理特點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確定的先沿海、沿江後內地的開放思路以及政策支持，導致産業佈局地理擺布不合理，産業不合理導致沿海與內地經濟發展兩極分化加速。見表2我國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分佈情況。表2A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東部有61265家，佔全國總數的91%，而中部和西部合計只佔9%。工業總産值東部113825億元，佔全國的89.2%，全部從業人員平均數2137.68萬人，佔全國91%。表2B大中型企業情況稍微好一些，但是東部仍然佔全國一半以上。東部地區大中型企業24949家，佔全國總數69.2%，工業總産值181252.83億元，佔全國69%，從業人員2830萬人，佔全國總數64%。企業集中東部的必然結果是東部過度城市化，勞動力集中，導致房價過高，生産成本高漲，企業應對人民幣升值的能力降低。

　　表2我國企業東部、西部和中部分佈情況（2007）A：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3．勞動力地理分佈特點由於紡織類加工企業沉澱成本較低，企業最大的投入是勞動力，因此勞動力是決定企業能否完成産業轉移的關鍵。據統計由於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東部一些出口企業利潤率急劇下降。國際商報[1]調查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新招工人至少1000元月薪，工作一年以上的熟練工人，月薪達到2000-3000元，而山東濟南月薪為750元。但是總體上，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檢測報告顯示，東部2009年農民工平均工資1422元，西部1378元，東部與西部工資差異僅44元（見表3）。因此産業向西部轉移的工資成本不存在。

　　表3我國東部、西部、中部危機中農民工工資水平及變化而且，中國勞動力分佈的地理特點決定了産業結構轉移不容易。國家統計局農村司調查，見表4。我國農民工集中在東部地區。2009年東部農民工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3.6%，中部佔31.1%,西部地區只佔25.3%。而且在東部地區，本地農民工佔63.7%。2009年的數據看，外出務工仍以東部地區為主。因此，我們很難希望東部農民工大量轉移到中部尤其是西部從事製造業生産。

　　表4各地區農民工所佔比重（%）雖然大規模産業轉移不現實，但是局部的産業轉移還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理由。人民幣在可控的範圍內漸進升值，會使得部分産業漸進、有序轉移。2009年雖然農民工流向的總體格局沒有變化，但是從輸入地動態看，流入中西部的農民工在增加。2009年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比上年減少888萬人，比上年降低8.5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477萬人，比上年增加618萬人，比上年提高3.8個百分點；西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940萬人，比上年增加775萬人，比上年提高48個百分點。調查表明，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減少，外出農民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些轉移的量可以支持佔18.1%的紡織類企業産業轉移。而且，農民工較低專業技能培訓也有利於産業結構轉移。據統計，51.1%的外出農民工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培訓。

　　4．企業利潤分析更主要的是，我國西部和中部在工業增加值、總資産貢獻率、成本費用率和産品銷售率等方面與東部地區差距在縮小，這為産業轉移提供依據。工業增加值率、成本費用利潤率中部和西部顯然高於東部（見表5）。

　　表52007年中國東部、西部和中部6項指標比較（%）三、人民幣匯率升值對貨物貿易影響人民幣升值既有對出口企業的不利影響，也對進口企業有降低成本的收益，增加國內居民財富的好處。匯率政策作為公共政策單純考慮出口企業的利益有失偏頗。從公共選擇的角度考慮，出口企業作為有組織的團體遭受人民幣升值的損失有能力發表自己的聲音，影響政策決策。行為經濟學角度認為出口企業因為人民幣升值損失的感受要遠遠高於進口企業從人民幣升值感受到的收益，因此其呼聲更大。但是，作為決策者的政府必須要全盤考慮匯率變化對國民福利的總體影響。

　　1991年以來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總出口對GDP的貢獻不斷提高，從1991年17.6%到2007年的37.5%。但同時，貨物和服務貿易凈出口占GDP的比例提高不大，從1991年的1.97%上升到2007年8.1%。總出口和凈出口對GDP貢獻差距不斷拉大，從1991年的15.63%到29.4%。這表明我國貿易中典型的進口加工再出口特點。

　　利用Campa and Goldberg (1997)[4]的net external orientation指標，考慮貿易類別，3種貿易方式中進口占出口的比例是逐年下降，加工貿易、一般貿易和其它貿易從1981年的132%、97.9%、177%下降到2007年的59.7%、79.6%、257%。總體上，人民幣升值雖然提高了出口品的價格，但是因為進口商品絕大部分以美元計價，因此也降低了進口品價格，企業可以將匯率升值的效應部分傳導到出口價格，確保出口量變化不大。由於加工貿易中進口比例大於出口比例，因此匯率升值對一般貿易影響較小。在加工貿易中，進口品就是投入品，因此人民幣升值總體上會降低中國出口品價格。而且我國工業製成品及子項的出口與進口的比例之中化學及有關産品，輕紡産品、橡膠製品礦冶産品及其製品在我國貿易中進口量大於出口量。人民幣升值，進口投入品的價格以人民幣計價也將下降。而出口製成品以美元計價可以適當降低到進口品價格下降的程度，因此對最終産品的美元價格影響不大。

　　而且，中國出口企業主要是外資企業（見表6），不同性質出口企業出口額佔總出口的比例。1995年國有企業佔53%的出口量，2009年外國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的56%，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合計佔出口量的10.7%。表4A也表明東部有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中61265家，佔全國總數的91%。人民幣匯率升值等累計效應和金融危機導致中國東南沿海出口企業破産，應該集中于它們。因此，人民幣匯率低估的主要受益者是外資出口企業，政府低匯率的政策補貼到外資企業。

　　表6中國1995-2009年不同性質出口企業佔總出口的比例四、結論及後續研究調查數據顯示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貿易各行業影響差別比較明顯，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如紡織業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敏感度較高，可以進行産業結構轉移。由於我國農民工的地理分佈的特點，即集中在東部地區，以及東西部農民工工資差異較小，大規模的集中的産業轉移的不現實，這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要堅持漸進性原則。危機發生並沒有對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産生很大的影響，2009年農民工就業較2008年在東部、西部和中部都有所增加，2009年工資水平較2008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漲。因此，匯率升值對出口企業的影響可能集中在企業主和東部地方政府而不是農民工。人民幣有控制漸進升值下，受匯率影響大的貿易企業可以轉移到西部和中部生産，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在工業增加值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等顯然高於東部地區，很多指標也在縮小與東部的差距。全面考慮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出口和進口的影響，由於我國貨物貿易兩頭在外即進口加工再出口的特點，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企業貨物貿易影響不大。而且，由於出口企業絕大部分為外資企業，人民幣匯率低估其實是對外資企業提供變相保護。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調查數據大部分來自危機期間，缺乏後危機時代的調查數據。危機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穩定，但人民幣對美元之外貨幣呈現升值勢頭，而且這期間外部市場出口下降對製造業的影響可以等同於匯率變化的影響。第二，危機期間雖然勞動力就業增長、工資增加主要與我國勞動力高度流動性有關，但政府擴大投資的作用本文未做具體分析。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