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發佈數據顯示，前8個月財政收入74286 .2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7533 .97億元，為全年89720億元全國財政預算收入總額的83%，30 .9%的同比增速遠高於年初8%預算增速。如此增速意味著全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元。

　　坦率地説，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速顯著高於GDP增速與通脹的加權平均之和，最具可信的解釋就是當前實際通脹水平要比公佈的CPI等物價指數高出許多，而價格因素制動下的財政收入高增長，本質上是財富由私人部門向公共部門的轉移，即為通脹稅的徵繳路徑和手段，給私人部門以相對剝削感。

　　眼下財政收入的增收，主要源自當前過度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動力機制和流轉稅主導的稅制結構。當然，基於財政收入和國企收益等的規模投入型經濟增長模式，難以回避邊際遞減之規則，這意味著要保持經濟和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即便是結構性減稅的空間也相對有限，相反，當前這种經濟增長模式客觀上需要的是增稅增收效應。

　　緣由在於：其一，社會管理的難度和廣度等增加使行政管理費用等支出更大，同時各級政府過度負債也帶來了鉅額本息支出壓力，這些新增財政支出致使政府可資用於投資的財政預算相對比重下降，而需要新的增稅渠道維繫財政杠桿化自我循環效應。

　　其二，政府與國企等近年來投資的資本密集型等項目，在短期內難以産生資本收益，或即便部分正式投入運營其資本收益也難以有效覆蓋運營成本，使得新增資本缺口和項目運作流動性資本缺口也日益突出。

　　其三，通脹所帶來的儲蓄負利率，嚴重侵蝕了正規金融市場信用創造能力，如金融脫媒進一步加重銀行系統流動性緊俏和攬儲壓力等。

　　顯然，這將使當前政府陷入兩難之窘：若要維繫經濟和財政收入的穩定、可持續增長，就需要通過創造新的財政收入渠道以使財政杠桿率維持在較高水平，並容忍國有企業規模擴展、低利率和壟斷經營以維繫國企高資本收益率；而不論是開闢新的增稅渠道(如完善二手房交易市場稅收徵管體系、資源稅和為開徵奢侈品稅做準備等)，還是維繫低利率和國企高資本收益率，既無法避免規模投資的邊際遞減趨勢，又會抬高經濟運行成本；同時，結構性減稅空間的有限和增稅壓力的凸顯，則強化了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和經濟失衡。

　　可見，要消除財政收入對經濟的負外部性，推動經濟轉型和矯正經濟失衡，需要的是輕稅薄賦的系統性重構，而非增稅下的經濟刺激和財政轉移支付。殊不知，即便政府財政收入真正轉向公共財政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也需反思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再平衡等手段緩解收入不平衡的成本收益績效和可行性問題；畢竟，當前高福利的歐元區國家深陷政府資不抵債的主權債務危機和低行政績效等，充分警示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過高，雖可帶來高社會福利但卻是以降低經濟績效、扭曲經濟結構等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