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樓市調控、通脹高企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資金涌入銀行理財、高利貸等領域套利

　　上市公司為何“不務正業”

　　新華社記者 桑彤 陳航

　　從炒房、炒股到買理財産品、放高利貸……上市公司資金投向可謂花樣百齣。從剛剛公佈完畢的上市公司半年報中可以發現，在調結構、促轉型的經濟形勢和收緊流動性的金融環境下，市場資金出現結構性不平衡，一些上市公司從中嗅到機遇，在高利益的驅動下實體企業“不務正業”的現象漸趨嚴重，可能加劇産業空心化的風險。

　　鉅資砸向理財放貸市場

　　在股市低迷、樓市調控、通脹高企的背景下，原先炒股、囤地的上市公司資金今年開始急尋他路，銀行理財、高利貸等民間資金熱門之選也進入了上市公司的視野。

　　對上市公司半年報的不完全統計顯示，今年以來，購買理財産品和發放“委託貸款”的上市公司均逾50家，購買資金額度和累計貸款額度分別超過200億元和160億元。

　　在眾多上市公司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海螺水泥。該公司發佈公告稱，為提高經營資金使用效率，將總金額為40億元的經營資金投資于信託和銀行理財産品。我國重大裝備製造行業的龍頭企業陜鼓動力亦累計斥資26.5億元購買理財産品。儘管海螺水泥、陜鼓動力手筆之大令人吃驚，但也僅是理財市場的冰山一角，中衛國脈、士蘭微、東阿阿膠、漫步者、雙匯發展等公司都斥資上億元購買理財産品。在這些投資産品中，多為1年期短期産品，預期年化收益率達到5%—6%不等。

　　在全民理財的同時，放貸大潮也愈演愈烈。上市公司同樣成為其重要的一員，向無關聯公司提供委託貸款的也不在少數，且貸款利率普遍高於市場利率。其中，臥龍地産、臥龍電氣、武漢健民、錢江生化、寧波維利等上市公司的委託貸款涉資上億元。

　　梳理上市公司公告發現，委託貸款年利率較低的也達到12%，而最高者則達到約20%，這與一年期定期存款3.5%的年利率相比，可以算得上是“高利貸”了。

　　武漢健民正是豐厚的獲利者的代表。公告顯示，其對外委託貸款1.5億元，年利率達20%，一年利息收入將達3000萬元。武漢健民的半年報則顯示，公司對外委託貸款取得1304.41萬元的收益，而同期凈利潤為3619.62萬元，超過1／3的利潤來自放貸所得，“不務正業”的現象著實不一般。

　　資金置換挪作他用

　　上市公司用閒置資金通過理財和放貸實現利潤最大化本無可厚非，但若是利用超募或再融資“圈錢”所得資金變相投資金融市場則實不應該。

　　從過去中小板、創業板超募資金最終用途來看，也曾出現過用募集資金置換自有資金或銀行貸款，挪作他用的現象。資金置換表面上沒有改變資金的數量，但通過置換，企業募集的資金就成了上市公司自有資金，如此一來就不再受到只能投資主業的限制。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表示：“對於用於財務性投資的資金究竟是自有資金還是募集資金，監管機構很難辨別，有上市公司也因此打了擦邊球。”

　　儘管沒有證據表明上市公司募集資金有“越軌”的現象，但是海螺水泥僅在購買理財産品之前一個月剛剛公佈發債再融資獲批的公告，這一巧合令人覺得事有蹊蹺。

　　從再融資公告來看，海螺水泥公開發行債券總規模不超過95億元，將以1：1的比例分別用於償還商業銀行貸款與補充公司的流動資金。按此計算，償還商業銀行貸款約為47億元，另47億元作為企業流動資金。

　　如果企業流動資金不足，再融資本無可厚非，但僅在1個月後，該企業就有40億元的自有資金投資理財産品，且不説是否有資金置換的現象，至少説明企業現金流並無短缺。

　　據了解，企業通過發債融資相對於A股市場融資所受監管較少，對於盈利、現金流，以及募資後的具體投向限制也較少。但今年以來，除債券融資大增外，A股再融資市場也風起雲涌。9月剛開始，證監會就批量放行了7家上市公司的再融資申請，涉及金額高達近353億元。

　　國泰君安策略分析師時偉翔曾對記者表示：“由於今年銀行借貸資金緊張，不少企業轉向直接融資市場，監管層對此也有所鼓勵。”但是，某些直接融資不為發展實業，而買理財産品和放高利貸則難以讓投資者理解。

　　影子銀行孳生風險

　　從炒房到炒股，上市公司利用閒置資金投資並不鮮見，但將大規模資金砸向銀行、信託理財産品和放高利貸則是今年興起的新現象。在孫立堅看來，市場其實並不缺錢，“錢荒”不過是一些企業為了低成本拿錢的藉口。

　　海通證券産業經濟高級分析師劉鐵軍分析指出：“這是對現有金融體系的不合理分配。”

　　這股“倒賣風”令銀行表外業務和影子銀行愈演愈烈，通過保證金撬動開出票據，票據直接融資，再通過融到的資金髮放體制外的貸款已成為“社會融資總額”中的一個部分，此舉避開了信貸監管渠道，不但引發資金脫媒、降低貨幣政策執行效果，還成為孳生風險的一個源頭。

　　“央行擬將準備金徵繳範圍擴大至保證金存款，意味著將減少銀行表外活動，彌補監管漏洞，幫助央行更有效地管理和衡量體系內真實的流動性情況。”瑞銀特約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認為。

　　國金證券宏觀分析師李治平也表示，將承兌匯票、信用證、保函三部分資金納入上繳存款準備金基數，本質上抑制商業銀行的可用資金，提高了表外業務的機會成本，倒逼了開設票據、信用證所需的保證金比例上升，從而也約束企業通過這一渠道增加杠桿所帶來的信用風險與流動性風險。

　　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企業“調結構、促轉型”是發展的主要方向。如此多的上市公司“不務正業”，似乎意味著沒有尋找到轉型的方向和突破口，掩蓋了企業業績可能下滑的不良現象，實為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