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揚

　　財政部日前公佈的一個意見提出，將結合稅制改革，進一步推進稅收立法，按照成熟一個出臺一個的原則，逐步將稅收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

　　眾所週知，“稅收法定”是各國稅制的一個通行原則，這裡的“法”專指法律，在我國，只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法律。稅收是政府伸手向老百姓收錢，涉及民眾切身利益，所以稅收應當“法定”，徵哪些稅、怎樣徵、徵多少等問題，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充分徵求民意的基礎上出臺相關法律。只不過，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多種原因，我國很多稅收的依據不是法律，而是國務院制訂的行政法規——稅收條例或暫行條例。目前我國稅收體系中有幾十個稅種，但除了所得稅、車船稅等極少數稅種制定了法律，絕大多數稅種都以條例或暫行條例的方式確定。比如最近輿論熱議的房産“加名稅”，所依據的就是《契稅暫行條例》。

　　以條例或暫行條例的方式確定徵哪些稅、徵多少稅，固然有多種歷史和現實原因，但其弊端顯而易見：其一，政府難免有擴大自身收入、向民眾多徵稅的衝動，這種衝動必須受到人大的遏制，即由人大決定政府可以徵哪種稅、徵多少稅。否則，由政府自行確定稅種和稅額，難免就多不就少、就高不就低，導致民眾稅負繁重，而太有錢的政府往往不懂得厲行節約。“稅收法定”的重要性及其對於減輕民眾稅負的意義，在去年車船稅立法、今年個稅修法過程中都有充分體現，讓民眾感受深刻，倘若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把關”，兩部稅法可能不會達致圓滿的結果。

　　其二，很多稅收條例和暫行條例是十幾年前甚至幾十年前制訂的，當時“開門立法”的意識缺失，徵求社會意見的程序缺失，導致一些條例和暫行條例的民意含量嚴重不足，甚至被塞進部門利益的“私貨”，其合理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其三，有的稅收暫行條例“暫行”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難以適應社會發展實際。比如《契稅暫行條例》是1997年制定的，當時住房市場化改革尚未全面推行，個人住房權屬轉移(加名、贈與)遠沒有現在這樣複雜，現在的“加名稅”之爭，可謂是老條例遇到了新問題。其四，一些稅收條例和暫行條例與法律(上位法)規定不相符，條例與條例之間也存在衝突。仍以“加名稅”為例，按照《繼承法》，繼承配偶的房産不需要另繳契稅，為什麼夫妻之間房産加名、贈與要另徵契稅呢？這兩種情況並無本質的區別。 制訂一個條例或暫行條例就可以向老百姓徵稅，這種方式不應再繼續下去了，將稅收條例和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經過“人大關”(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民意關”(徵求社會意見)的錘煉，這樣的稅收才會更加公平公正、合情合理，更能贏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將稅收條例和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可以説是彌補歷史欠賬，彌補這個歷史欠賬的關鍵是決心和誠意，只要有了決心和誠意，很多稅收立法的條件就會早日成熟；若缺少決心和誠意，則很多稅收立法的條件總也成熟不了。希望在稅收條例和暫行條例上升為法律的過程中，“稅收法定”原則能夠真正在我國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