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普爾公司全球業務主管和中國區業務主管22日對新華社記者表示，標普對全球評級行業出現更多競爭表示歡迎，但評級市場現狀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在回答有關如何看待目前歐亞諸多國家考慮聯合建立本地區評級機構的問題時，標普大中華區總裁周彬認為，在評級問題上，投資者有權聽到新的觀點，獲得更多參考。但標普仍認為其現行的商業模式是有合理性的。

　　在次貸危機之後，以標普為首的國際評級機構發債人付費的商業模式遭到詬病，批評者認為其中存在利益衝突。但也有行業人士認為，這種方式可以讓所有市場參與者獲得相關信用信息。前期一些評級機構已對發債人付費的方式進行了改善，比如建立業務部門和評級分析部門的“隔離墻”。

　　標普全球主權信用評級主管戴維比爾斯則談到，雖然存在質疑，但長期看標普的歷史信用很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在金融市場上存在多種評級機構，相較而言，包括標普在內的三大機構主權評級的總體情況是不錯的。

　　在採訪中，比爾斯還就幾點問題進行了説明。一，標普不認同外界對其在希臘等國債務問題上的評級下調是“馬後炮”的批評。事實是，早在2004年標普就下調了希臘主權信用級別，但市場一開始並沒有予以認可，最終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這也導致了市場的波動。他強調，標普認為希臘在今年年底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仍很大。

　　二，標普認為，所謂美國是美元印鈔方就不存在主權債務違約的理解是有問題的。因為按照美國法律，如果美國國會不能就提高債務上限達成協定，即便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可以印鈔，財政部也無權繼續發債向央行借錢，以償還舊債，因此違約風險是實際存在的。這也是市場高度關注美國國會兩黨談判的原因所在。標普之所以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主要基於兩點：一、兩黨關於債務上限的談判激烈，反映出美國政治分裂明顯，美國主權信用度上的政治得分下降。二、中期看，美國的財赤上升趨勢沒有改變，這導致其在評級中的財政得分下降。

　　三，而美國財政部對標普評級計算存在“2萬億美元誤差”的指責不妥。財政部對美國未來財政狀況的預測時間期是10年，而標普是3到5年。這只能説是“看法不同”。另外，在標普和歐美主要評級體系中，3A評級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違約可能性”。某個國家公司的債信評級高於主權評級的情況也是存在的。

　　比爾斯還談到，從近40年標普全球主權信用評級數據看，自1988年以來，全球各經濟體主權信用惡化的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近年很多發達國家出現債務問題。這種變化不僅是金融危機的結果，更反映出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支出持續上升和普遍缺乏更好財赤解決方案的長期性問題，這些都應該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借鑒，這些國家應充分考慮如何在財政穩健和社會福利支出上尋求長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