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標準普爾降低美國的信用評級之後，重開的全球股市遭遇自“金融海嘯”以來最慘烈的暴跌。華盛頓圍繞提高舉債上限的政治角力，終於給華爾街造成重創，並波及全球股市。

　　平心而論，標普的“降級”，不應掀起如此巨大的市場波瀾：畢竟美債危局曠日持久，市場早有心理預期，紐約股市的持續走低已部分消化了“降級效應”；畢竟標普只是降低美債的長期信用評級，短期評級仍維持不變；畢竟“降級”後的美債仍屬於低風險資産，不會比歐洲、日本的“更爛”；畢竟另外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惠譽都沒有緊隨標普“降級”；畢竟美國依然是世界經濟的“老大”，即使美元發生危機也非近在咫尺……最重要的是，標普在紐約股市週五收市後宣佈“降級”，華盛頓有足夠的時間作出正確的決策和準確的應對。

　　市場給出的答案是：華盛頓再次令人失望。在標普“降級”後，從白宮的幕僚，到財政部的官員，再到民主黨政府的前高官，無不對標普展開口誅筆伐；不是指責標普的“判斷力真的很糟糕”，就是抨擊標普的“算術水平每況愈下”。共和與民主兩黨的國會領袖，則不但對標普大加撻伐，還將“降級”諉過於對方。白宮的首席政治顧問甚至不忘借題發揮：“這實際上是茶黨(共和黨極端保守勢力)的評級被下調了。”華盛頓掀起的口水戰，似乎要將爭論導向政府與標普的公信力孰高孰低，由此化解“降級”的衝擊。直到紐約股市重開，道瓊斯指數一路狂跌，一直異乎尋常地保持緘默的奧巴馬總統才發表公開講話：“不管某個評級機構説什麼，美國現在是也永遠是AAA主權評級國家。”

　　信不信由你，市場卻不相信：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當天下跌了635點，為“金融海嘯”以來的最大跌幅。直到第二天，美聯儲宣佈維持超低利率至2013年年中，在過度驚恐中早已嚴重超賣的紐約股市才緩過神來，出現一波報復性的反彈。

　　自華盛頓展開提高舉債上限的政治博弈以來，美國主流媒體就不時出現“政治功能紊亂”的説法，實際上就是指在明年大選之前，因共和與民主兩黨泛政治化角力所産生的“華盛頓綜合徵”。其實，標普對“降級”所作的説明中就明確表示：“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開始越來越缺少穩定性、有效性和前瞻性。法定債務上限和違約的可能性已經在政策制定過程的爭論中變成了談判籌碼。”也就是説，“降級”的原因正是“華盛頓綜合徵”，而不是什麼“計算錯誤”；但吊詭的是，“降級”卻帶來“華盛頓綜合徵”的又一次爆發———華盛頓的政客們不是老羞成怒，就是黨同伐異，即便由此引發全球股市震蕩也在所不惜。

　　危機並不可怕，應對危機進退失據才可怕；經濟危機可怕，更可怕的是政治危機。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也曾陷入“政治功能紊亂”：政黨分裂重組、內閣頻繁更換、政策朝令夕改，最終導致日本進入“失落的十年”。泡沫破滅後的修復療程一定是痛苦的，美國在持久的借債度日後重回量入為出的生活，更會是痛苦萬分。華盛頓的政客們如果只顧將經濟的痛楚為黨爭所用，忘卻所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全球義務；那麼，美國陷入“失落的X年”並非絕無可能。

　　英國首相丘吉爾有句名言：“在耗盡其他所有選擇之後，美國總會去做正確的事情。”這一次，但願還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