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政治化的更深一層隱憂是，政治生活的邏輯向媒體運作的邏輯靠攏。一個只讀《世界新聞報》的讀者，跟每天看《金融時報》的讀者，他們對“時事”和“政治”的理解肯定不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傳播學院教師 子衿

　　過去的這個7月，會被載入英國媒體歷史。《世界新聞報》引發的竊聽風暴持續升級，公眾的興趣也不斷轉移，從英國天空衛視(BskyB)的收購變局到默多克媒體帝國的危機，再到議會聽證時鄧文迪勇猛護夫的花邊新聞，風暴眼最終定格于媒體與政治的關係。

　　竊聽醜聞波及唐寧街十號，給英國首相卡梅倫出了個大難題——其內閣的前任公關主管卡爾森曾任《世界新聞報》主編。而且，就在接受這份任命前不久，他剛剛因為該報皇室竊聽案發後辭職。卡爾森被逮捕後，有媒體將之稱為卡梅倫執政以來遭遇的最大政治困境，卡梅倫立刻改口，從“我任命安迪是基於當時對他的了解，他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改為“對這一決定非常後悔、非常抱歉”。

　　《世界新聞報》可謂八卦報紙的代表，其聲名狼藉的程度與其驚人的發行量頗成正比。但它又是政府機構公關顧問的“黃埔軍校”。眼下對卡梅倫批評最為尖銳的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其現任媒體顧問也曾供職于《世界新聞報》。更有甚者，本應依法調查《世界新聞報》的倫敦警察局，竟于2009年聘請與一系列竊聽行為有牽連的該報前執行主編尼爾沃立斯擔任公關顧問。所有這一切的背後，是英國政客長期以來跟八卦報紙之間既相互利用又彼此厭憎的畸形關係。

　　在政治選舉媒介化的時代，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信息來源是媒體。政客在選民心目中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媒體報道的框架和基調。政客們需要“專業人士”替他們操控輿論導向，設計與選民溝通的方案，在面對政治危機時通過有效的公關策略變被動為主動，這也就是所謂公關主管(communication director)的職責。公關人才的重要來源之一恰恰是熟知遊戲規則的八卦報紙。因此，卡梅倫不計“前科”任命卡爾森並不奇怪，他是否“了解”卡爾森在竊聽事件中的角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場公關遊戲中卡爾森是否能幫助他操縱公眾、左右政局。

　　政客們需要媒體，正如媒體需要政客。因此，自20世紀60年代進軍英國媒體以來，默多克利用手中報紙的影響力，不斷和歷屆政府及議會進行著權力的博弈。

　　一方面，八卦小報動用各種手段挖掘名人隱私尤其性醜聞。歷史上因為得罪了八卦小報而被“批倒批臭”的政客不在少數，比如因呼籲對小報加強管制而被爆性醜聞的保守黨議員大衛邁勒等。這就使得議員們在媒體管制問題上總是小心翼翼，三緘其口，誰也不願成為八卦火力的下一個目標。另一方面，默多克深諳資本與權力的相互轉換之道。他是唐寧街十號的常客，跟布萊爾以降的英國歷屆首相都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即便當年他旗下的《太陽報》刊出布朗首相之子的醫療記錄這種極端隱私的信息，也並不影響他的孩子們被邀至首相府參加派對。這一套對政客”恩威並施”的策略，使默多克不僅得以在自由市場的名義下，一次次規避各國政府對媒體所有權的限制，大舉擴張，甚至屢屢逃脫法律的約束，改寫媒體産業的遊戲規則。

　　媒介政治化的更深一層隱憂是，政治生活的邏輯向媒體運作的邏輯靠攏。媒體選擇和呈現的頭版頭條，變成公眾心目中的“頭等大事”，並進而影響政治議程。可別以為八卦小報不過是茶余飯後的談資娛樂，一個只讀《世界新聞報》的讀者，跟每天看《金融時報》的讀者，他們對“時事”和“政治”的理解肯定不同。

　　默多克帝國在商業上的成功，正在於對媒介高度商業化時代的掌控。新聞的公共性往往被其商品性所遮蔽——製造賣點，刺激慾望，追求好萊塢式的奇觀效應自然比客觀公正，條分縷析的調查性報道更能吸引眼球。從辛普森案到911襲擊，從威廉王子大婚到“竊聽門”醜聞，媒體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呈現給觀眾最跌宕的細節，最聳動的奇觀。影像與修辭蓋過內容與實質，再沉重再複雜的話題都可以被改編成一齣好萊塢大片。善於製造媒體奇觀的默多克，深知自己這一次成了被觀看的對象，所以他接受議會質詢時，硬要打斷流程，加上一句事先設計好的“這是我一生中最卑微的一天”，期望這句話第二天出現在各報頭條，為本場奇觀定下基調。

　　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竊聽醜聞仍在繼續。然而，在政治與公眾、資本與權力的週旋中，媒體集團的界限與職能如果未能得到清算，默多克最終一定有辦法渡過危機，卡梅倫也會找到新的公關主管輔佐政治生涯。鬧劇過後，一切不過恢復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