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型開關生産商浙江康爾樂電子有限公司的車間，座次鬆散的工人正在工位上趕工。春節以來，這家年銷售額約為1000萬元的小企業基本處於半負荷運轉。

　　“公司滿員時大約有350名員工，但今年即便是漲薪，春節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難已經成為最大的困難。”康爾樂公司生産部經理柯志武説。

　　企業缺工，勞動力市場卻有不少閒置勞動力。記者在浙江溫州採訪時正下大雨，隨機走進溫州樂清市柳市鎮勞動力市場的一個職業介紹所。不大的門面裏閒坐著30來個中青年男子。儘管下著大雨，但他們都沒有呆在家裏，而是出來等活幹。鎮裏的整個勞動力市場有400多人在等待。

　　一邊是“用工荒”困擾著中小企業；另一邊，勞動力市場卻存在為數不少的閒置勞動力。看似矛盾的二者同時並存，是記者在沿海多省調研時發現的“怪相”。

　　“我們也在納悶，為什麼勞動力市場有這麼多閒散人員。他們看上去似乎都不急著找工作，也不問，只是在市場裏逛。”浙江省義烏市勞動力就業管理服務局副局長吳祖軍説，義烏市勞動力市場的人流春節後就一直沒有間斷，場內人數維持在三百多人，上午人多時可以達到五百人，“事實上市場裏每天發佈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條，真想找工作還是能挑到崗位的。”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通脹背景下各項成本提高，推高了農民工的工價預期，而生存困境下的中小企業能夠承受的人工成本又較為有限。“用工荒”並非源於完全無人可招，勞資雙方在工價問題上的難以調和，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當前“事荒人閒”的用工局面。

　　“不是缺工作機會，關鍵是工資都太低。”記者在溫州樂清市柳州鎮勞動力市場碰到了32歲的重慶人方厚亮，他説他現在的月薪是2000元出頭，正準備另覓東家。

　　方厚亮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每月房租、水電費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飯1200元，再加上抽煙、手機費等開支，就剩不下多少錢了。他説，“豬肉、煤氣、油鹽醬醋都在漲，起碼要找個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記者在浙江溫州、義烏等地的多個勞動力市場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週也沒有找到工作，最長的已經等了兩個月。他們説，老闆不肯漲工錢是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

　　“我們做計件工的，每件東西能賺多少錢，加起來老闆能賺多少，我們都會算出來的，我們不傻。”來自貴州的農民工王福滿説。

　　“企業主清楚，招工也能招得到，説白了，問題關鍵在工資上。”浙江南方禮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倪孟宣説，因為工作穩定，五年前廠裏進人還得走後門、托老鄉關係，但如今平均工資漲到了2500元，依舊缺工。

　　廣東東莞一家精密五金製造企業的負責人説，最近兩年為了能夠保證企業正常運轉，他給工人開出的工資已經越來越高了。“以前完成100萬元産值需要支付的工資大概是8萬元，今年上半年已經升到了12萬元，50%的工資成本漲幅對於我們這些主要依靠勞動力成本取勝的小企業而言，壓力已經承受不起了。”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永良認為，中小企業大多是草根創業，而轉型升級無法一蹴而就。企業生存困難漲不起工資、招不到工人，連開工都困難，更難以轉型。

　　“淘汰一批生存能力不強的小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但由此帶來的工人閒置問題不可忽視，同時應避免出現‘企業生存難——招工難開工不足——企業生存更為艱難’的惡性循環。”卓永良説。

　　對此，一些專家提出，眼下不妨有針對性地對一些有潛質的中小企業給予補貼，避免用工難題壓倒中小企業，從而帶來更多冗余勞動力。

　　但工錢並不是導致“用工荒”與閒置勞動力並存的唯一原因。阿裏巴巴集團近日走訪了浙江7個城市的94家小企業，並對當地2313家小企業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與去年相比，用工人數增加的小企業僅佔30%，用工人數持平的佔42%，用工人數減少的佔28%。從員工人數減少的原因來看，34%的被訪小企業認為很難招到熟練的技術工或者高科技人才。

　　專家認為，相關部門需進一步加強就業引導，加強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避免在企業走上轉型升級道路後出現更多的閒置勞動力。

　　浙江省公共行政與人才人事科學研究所所長陳詩達等人認為，當前仍然是結構性缺工導致勞動力市場走向買方市場，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減少，多重因素導致工價被抬高。

　　“但是，一旦企業轉型升級的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備專業技能的農民工仍將面臨就業難。政府有責任引導當前閒置的勞動力就業，讓他們在就業過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形成能夠適應未來企業需求的、穩定的産業工人隊伍，避免眼下這種‘一邊缺工一邊閒置’的現象持續，甚至蔓延。”陳詩達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