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8月2日“大限”近在眼前，美國國會兩黨的債務上限談判僵局仍難破解。從根本上説，美國發生債務違約是兩黨都不願意看到的結果。考慮到兩黨在鞏固長期財政狀況同時避免傷害經濟復蘇方面並無分歧，只是在債務上限提升額度、方式以及削減赤字的具體措施上討價還價，如果美國債務上限最終上調，將同樣對世界經濟形成巨大衝擊。

　　美元氾濫局面還會延續

　　一旦美國債務上限上調，為避免債務違約並稀釋債務壓力，美聯儲將繼續充當財政部最後借款人的角色，利用美元儲備貨幣地位持續購買美國國債，將債務貨幣化以維護市場對美國償還債務能力的信心，美元氾濫局面不會逆轉。

　　去年11月，美聯儲宣佈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即在2011年6月底以前逐月購買總量為6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政策一推出，其他經濟體旋即一片譁然。

　　基於刺激國內消費，將美國帶出金融危機泥淖的願景，並未隨著6月底QE2（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結束而出現明顯的轉機。

　　雖然美國經濟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恢復正增長，但2010年初，隨著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美國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

　　“QE2産生的流動性並未進入到實體經濟，而是進入了虛擬經濟，因此並未形成對經濟恢復的真正拉動。”北京大學金融與産業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連發告訴記者。

　　“無疑，假如QE3（第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出籠，最受傷的是如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李連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如果QE3推出，本身就是美國經濟前景不明朗，失去信心的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宗商品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再一輪的爆炒，于全球的流動性無異於滔滔洪水中又添了一場暴雨。另外，還將加劇新興市場的通脹壓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無疑形成産品價格上升的壓力，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壓力又會對外匯流入造成吸引，進一步形成外匯佔款的壓力。”對於未來全球宏觀經濟的態勢，趙錫軍仍保持審慎的態度。

　　全球將面臨更嚴峻通脹風險

　　在短期提高舉債上限後，美國接下來必須著手削減長期財政赤字。事實上，高負債已經對美國經濟産生負面影響。一方面，高負債遏制了美國居民和企業的消費與投資意願，大量利息償付還減少了財政收入中用於消費和投資的部分，遏制了經濟增長動力；另一方面，負債過高引發市場對美國主權信用前景的擔心，從而推升國債收益率，借貸成本上升也不利於經濟復蘇。

　　削減財政赤字的途徑之一是增加稅收，其前提是美國經濟實現持續穩健的增長。目前美國經濟復蘇根基脆弱，失業率居高不下，因此增稅舉措實施空間不大，最多不過是停止中産階級減稅計劃。更何況共和黨反對增稅態度堅決，奧巴馬政府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增稅打算。

　　開源無望，節流也難。從美國財政支出構成來看，近40年來法定支出在整體支出中的佔比逐年上升，已經超過50%，其中社會保障和醫療費用等基本無法削減的支出佔比更高。相比之下，自主性支出在整體支出中的佔比較小，這意味著財政支出削減空間相當有限。

　　如果美國政府達成財政開支縮減方案，必然對經濟增長帶來一定負面影響。分析人士普遍預計，縮減財政赤字將對美國國內生産總值造成0.4-1.4個百分點的拖累。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將不得不繼續推遲加息進程，“弱勢美元”政策將延續。

　　在弱勢美元趨勢長期延續的情況下，大宗商品和農産品（000061）價格將居高不下，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面臨持續的更為嚴峻的通脹風險。對於已被通脹利劍刺痛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在如何抵禦高通脹並維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方面，將面臨更為複雜的政策平衡考驗。

　　築牢籬笆防範風險傳遞

　　中國擁有近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約有60%是以美元計價的投資，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債主。美國財政部18日公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截至5月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1.1598萬億美元。

　　《紐約時報》日前發表的文章認為，在標普作出不利於美國國債的評級後，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預計遭受的投資損失可能高達20%至30%。如果將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1.152萬億美元，以最低下跌20%計算，將會損失約2304億美元，相當於中國人均虧損177美元。

　　“還是得把好外匯流入的關口，讓資金流入少一些，減少外匯佔款的壓力。”趙錫軍對記者説，“此外，由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這就要求企業進一步提高生産效率。”

　　李連發也表達了相似意見：減少外匯儲備的增加，對資本項目的結匯可以考慮徵稅，現有存量的外匯儲備應該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資方式，規避匯率風險，進行金融創新，這一點，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表示，美國QE3如果推出的話，會造成另一輪的全球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中國，中國需要繼續執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