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闡述者：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

　　時間：2011年7月25日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五大又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是非常高瞻遠矚的。因為，凡是成熟的市場體制的經濟基礎，不可能再依靠原來的行政計劃體制來協調經濟關係，它必然要求建立體現法治經濟、市場規則的上層建築，依靠法治來調節經濟關係和矛盾糾紛，從而確保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是可以預期的，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可以實現的，否則市場經濟就不能正常有序地運行。因此，法治成了現代化的標誌。可以説，建立法治國家這一關如果過不去，不論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遏制腐敗蔓延，都會是跛腳的。

　　提出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大意義還在於，要長期依靠領袖個人威望和權威治國，是很不容易的。要想使我們黨的事業一代代傳承下去，就迫切需要運用法治權威來治理國家。

　　法治先行，打造一個注重程序、尊崇法制的社會環境，就能為漸進有序地推行社會主義民主，創造必要的前提和條件。政治體制改革，在社會轉型期選擇法治先行民主漸進的路徑，符合黨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付出的社會變革成本和代價相對較小，獲得的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利益很大。

　　今年的人代會宣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然而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法律的實施更離不開立法機關的監督和司法權威的維護。近年來，執法不嚴、反腐不力等深層次問題仍沒有解決，司法權威弱化的現象更值得關注。比如，黨政領導干預個案處理，權大於法，以言代法，人治反腐替代法治反腐等現象仍然存在；比如，“信訪不信法”的現象，包括對涉訴案件的上訪，也混同一般的信訪問題，讓領導去包案接訪，由領導去直接介入個案的處理，從長遠看都不是講程序、講法治的辦法。有的當事人對一審裁判不服，寧願選擇上訪，不願依法上訴。可以説，相對市場經濟的長足發展而言，立法和司法的權威則是一塊短板。

　　法治先行，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要靠執政黨自身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權力必須有制衡，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走向反面，絕對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真正實行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就要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領導自身開始，善於運用法治經濟、法治社會、法治反腐的價值觀，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要增強辨別利弊是非的判斷能力，自覺接受立法和司法的制約，維護立法和司法的權威，確立審判、檢察辦案的相對獨立性，糾正權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人治反腐的言行，任何人都不得享有超越我們黨的立法和司法的特權。

　　無論是新加坡、香港反腐敗的成功經驗，還是世界各國比較成功的建設廉潔政府的實踐，司法權威都是一個必備的條件。這説明執政黨只有維護好司法權威，尊重法律和程序的約束，確保個案處理不受干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較好地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才能較好地解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從我們的國情和現實出發，建議考慮按照我國憲法有關人大、政協和一府兩院的架構規範，來完善執政黨內部的權力制衡，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為突破口，逐步確立審判、檢察辦案的相對獨立性，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奠定堅實的司法基石。

　　民主漸進，逐步有序地擴大黨內民主、基層民主、新聞監督、社會自治等等。民主不宜激進，要深刻認識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奪取政權、長期執政的必然的歷史過程；深刻認識改革開放30年來的快速發展，使一個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一下子走過了發達國家100年、150年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歷程，成效舉世矚目，同時也一下子集聚了很多的諸如資源環境、地區差距、貧富差距、腐敗蔓延等問題，呈現出矛盾衝突交織、民欲與民怨交替增長的複雜現象，且有敵對勢力插手其間，運用網絡戰推波助瀾；深刻認識在國際和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角力中，西化、分化、弱化乃至肢解中國的“亡我之心不死”的冷酷現實。如果搞民主激進，把政治體制改革盲目“與國際接軌”，必然會水土不服，顧此失彼，出大事情，黨的執政根基、人民的太平安寧都會動搖。因此，只有鞏固完善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才能持續推進我國的艱辛改革和科學發展，只有走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全中國最廣大人民奔小康的幸福之路。“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只要我們黨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踐行科學發展，就一定能夠引領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字整理 本報記者 陳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