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人面對著尖銳的拷問：除了社會賜予的榮譽和浮華，靠什麼肩負更多的責任，進而推動國家價值觀的成長

　　文 | 石述思

　　厭棄生命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當一個人經過頑強拼搏，在商界加冕億萬富豪之後。

　　最近媒體披露了這樣一份長長的清單：金利斌、高慶昌、盧立強、魏東、裘祖貽、喬金嶺這些曾名噪一時的名字，帶著曾經的輝煌，在短短幾年時間裏，永遠走入人們的記憶。

　　目前，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殺者卻佔世界人口的35%。每年有35萬人自殺，200多萬人自殺未遂，為全球自殺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相較于這些驚人的數據，自覺放棄生命的上述富豪則像極端的個案。但探尋他們的死亡真相，找尋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是解讀轉型期中國商業的一條重要路徑。

　　這些特殊的自殺者共同具備如下特徵：都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都沒有煊赫背景，都是事業狂，更重要的是，至今無人能確切説出他們放棄生命的原因。

　　作為當然的強勢階層，他們習慣性地帶著成功者特有的自信，接受媒體聚光燈的烘烤，被青年人當成偶像追捧，而這一切又最終變成其生命沉重的枷鎖，無力掙脫。

　　有生活不幸帶來的精神體力透支，導致悲觀厭世——比如陜西金花集團副總裁、ST金花副董事長徐凱。據媒體報道，徐凱一生有過3次婚姻，且均以失敗告終，並身患多種慢性病，不堪健康問題的困擾。2005年1月，徐凱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殺，時年56歲。2011年5月，萬昌科技董事長高慶昌跳樓身亡的原因與此類似。其家屬對外表示，高慶昌患抑鬱症，長期服藥。

　　有經營失敗帶來的人生挫敗感——受政策變化、外貿形勢惡化等大環境因素困擾，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張樹鴻、號稱前“河南首富”的黃河集團董事長喬金嶺、安徽華源生物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裘祖貽以及山西鑫龍集團董事長趙恩龍都遭遇類似生死劫。

　　更普遍的是鉅額債務糾紛。今年4月，包頭惠龍集團金利斌到加油站買了兩桶汽油，毅然在奧迪車內點燃了自己。趕到現場時，他的屍體已是一副碳化的骨架。他生前曾在盲目多元化擴張中欠下鉅額債務。一個多月後，浙江商人、珠光集團浙江鋼結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立強，被人發現沉屍在台州靈湖。儘管他名下擁有多達6家企業，但他的相關債務高達4.2億。

　　目前，有相當數量的民營企業家像金利斌和盧立強一樣，到了擴大再生産的關鍵時期，本應扮演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産業升級的生力軍，卻由於受到了難以想象的金融歧視，被逼上了非法融資的危險征途。而沉澱的民間資本由於缺乏有效的政策引領和扶持，淪為投機炒作的主力軍，普遍自覺遠離利潤微薄、前景黯淡的實業。

　　九芝堂集團董事、涌金係掌門人魏東之死則更加離奇。2008年4月底，他在位於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墜樓身亡，年僅41歲。魏屬於從政府部門下海經商的典型，官場人脈廣泛而深厚，發家迅速。關於他的死亡，一個盛行傳聞是：魏東生前被捲入“王益案”，並曾被有關部門“約談”。無論真實與否，有一點可以確信：魏東的離去，結結實實地保護了一些潛伏的大魚。

　　擺脫物質困擾、實現財務自由後，中國的富人其實面對如下尖銳的拷問：除了社會賜予的榮譽和浮華，靠什麼肩負更多的責任，進而推動國家價值觀的成長？

　　這又將體制的缺陷暴露無遺：在無法找到約束公權尋租的有效方法之前，富豪們在完成原始積累後，面對國民待遇的缺失，只能不斷尋求與權力合作的空間，而這樣的生存只是在重復最初的發家模式，但風險和成本急劇上升，正常的商業行為已逐步演變成一場危機四伏的豪賭。

　　與其備受良知的煎熬，承受面臨法律懲處的內心煎熬，不如拿生命做個了斷——真正的悲劇在於，沒有完善的制度護佑，建立在自殺者生命基礎上的既得利益者依然無所畏懼。

　　作者：石述思，著名媒體評論人，《工人日報》要聞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