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報》評論員 華強

　　豬肉價格屢創新高，通脹壓力暫時不會煙消雲散。與其限價、緊縮貨幣，不如實實在在地減稅。

　　這樣的呼籲不是沒有根據，6月2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稱，中國商品中所含的稅比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高：是美國的4.17倍，是日本的3.76倍，是歐盟15國的2.33倍。

　　稅收與通脹，看似無關的二者之間其實有一個淺顯的道理：稅金高了，物價自然會高。

　　細究中國的稅收結構會發現，不合理的稅收，也是通脹的重要源頭。食品、藥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稅行業稅負過高，等於是把物價“逼良為娼”。

　　稅收高速增長物價豈能不漲

　　最近十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稅收是大頭）高速增長，這不是什麼秘密。

　　2010年，全國稅收總收入73202億元，相比2000年的12581億元，這十年的複合增長率高達19.26%；同期GDP的複合增長率則為9.9%。也就是説，稅收增長兩倍于GDP增幅。

　　從微觀上的稅負而言，飛漲的稅收，最終都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稅負轉嫁到商品價格、轉嫁到消費者頭上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7)》公佈的2006年數據計算，倘若國家徵稅的總量均為1000元，作為價格構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種商品售價之中的稅收數額分別為：中國700元，美國168元，日本186元，歐盟15國300元。

　　同樣的物品，國內商品價格普遍高於國外，或許有社會勞動生産率高低的原因，但稅收的因素恐怕也是很大的推手。

　　當下我們通過收縮貨幣來控通脹，事實是，過去半年多，貨幣政策步步從緊，物價卻幾乎月月上行。管理層是否該考慮到拉高CPI的另一推手——稅收問題。

　　食品藥品稅負高於其他行業

　　這裡把稅收高速增長認定為通脹的重大推手，或許有官方經濟學家要站出來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不外乎就是中國整體的宏觀稅負（稅收佔GDP之比），在全球來看並不算高。

　　是的，我們對此並不否認。社科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有過測算，整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大概在39%，像北歐這樣的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甚至超過了50%。而中國，即便按最寬口徑把所有的政府收入加進去，它佔GDP的比重2010年也僅是34.5%。

　　但是，如果深究我們的稅收結構，就會發現，説是稅收推高了CPI一點也不為過。

　　目前我國的稅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其中最大的稅種增值稅，佔到整個稅收的50%。儘管增值稅率統一為17%（農産品初加工適用13%稅率），但各個行業的實際稅負千差萬別，食品、藥品等百姓感受最深的物品，其增值稅行業稅負明顯高於其他行業。

　　稅率相同，實際的稅負卻高出一截，原因就在進項抵扣上。眾所週知，生産食品的原材料，很多是從農戶那裏收購，農戶不能提供增值稅發票的，即使部分半成品有，也是13%的稅率（很多藥企也是一樣），這樣，對於大多數食品加工企業而言，“高徵低抵”、“高徵無抵”就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企業要活下去，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高稅負轉嫁到産品價格上。

　　而在現行的CPI構成中，食品比重佔到三分之一。在不合理的稅制結構倒逼下，只要稅收還在增長，食品價格就不可能全面回落。控制通脹，將會日益困難。

　　減稅就得拿生活必需品開刀

　　面對快速增長的稅收，政府也一直嚷嚷著要減稅。總體評價，一是雷聲大雨點小，二是減得不得要領。

　　前不久，個稅調整案艱難出爐。從減稅的角度説，這當然是好的開始。但如果減稅僅止於此，政府未免也太小家子氣了。

　　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總額約4800億元，只佔全國稅收總額的6.5%左右。

　　為什麼不能打打佔比50%的增值稅主意呢？既然抗擊通脹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在增值稅上也動一下減稅的刀子，對控制物價或許就是事半功倍。

　　在歐美發達國家，CPI達到2%就是了不得的事，他們的宏觀稅負比我們高得多，物價水平相比之下控制得那麼好，還是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的。

　　在日本，增值稅實行5%的低稅率（我們是17%）；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盟國家，雖然增值稅率高達19%~20%，但他們對民眾生活必需品均採用了低稅率政策。

　　如法國對食品、飲料、客運特別適用5.5%稅率，德國的農林産品、食品飲料則享受7%的稅率，意大利的農産品、麵包、牛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稅稅率更是低至4%。

　　看到這些，或許我們能明白，單純的依靠限價和貨幣緊縮對付通脹，並不會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減稅的作用要遠大於此。

　　至於究竟該怎麼減稅，在財稅專家、人大教授安體富看來：一是適當降低流轉稅稅率，二是對抵扣不足的生活必需品行業如食品、藥品等適用特別稅率。

　　而這並非什麼秘方，只要政府願意，對付通脹並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