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2011年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他表示，中國目前建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是一種具有過渡性質和有待完善的體制。

　　以下為吳敬璉演講全文：

　　同學們：

　　我很高興接受錢穎一院長的邀請，來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畢業典禮，向2011屆的同學們表示祝賀。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是“畢業以後”。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是因為參加同學們的畢業典禮，使我仿佛回到了多年前我從復旦大學畢業的時候，回憶起畢業以後的經歷。在這個典禮上，我願意和同學們分享自己在走上工作崗位以後，如何在師友幫助之下努力求索的切身體驗，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畢業，意味著完成學業準備，邁步走向社會。在這個新生活的起點上，大概每一個人都會對未來生活有一番想望，對今後的人生充滿了期待。特別是從清華這樣的著名大學畢業，學的又是經世濟民的本領，同學們更會覺得前面即使不是金光大道，也會是廣闊天地。然而進入社會以後，可能不少人卻會發現，現實生活和原來的嚮往有很大的差別，事情的發展並不像想象得那樣順利，於是就會産生苦悶徬徨的心境。胡適先生在1932年6月的北大畢業典禮上説，青年人在遇到這種情形時可能發生的“墮落”，大約有兩類：第一是拋棄學生時代的求知慾望；第二是拋棄學生時代理想的人生追求。防止出現這兩類“墮落”，顯然是決定人生去向的大問題，值得為此深思。

　　我是在61年前的1950年在南京的一所教會大學——金陵大學開始自己的大學生活的。兩年後，全國高等學校院係大調整，我轉到上海的復旦大學就讀。從那時開始，經濟學教材都換成了蘇聯教科書。再往後兩年受到的全部經濟學教育，是要我們相信，只要學習蘇聯的榜樣，建立起政府集中管理的計劃經濟，中國很快就能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工業強國。用當時的説法，叫做“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4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我們分配去中央單位的復旦畢業生坐滿了半節車廂。那時，我們一路高歌，為理想即將實現而感到豪情滿懷。

　　然而，進上工作崗位，接觸現實經濟以後，我卻發現，實際情況和教科書上講的並不相同。特別是1956年建立起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後，“管得過多，統得過死”的低效體制問題顯露出來。不過，在50年代末，我仍然深信，只要按照既定方針，就能超越蘇聯所取得的成就，創造人間奇跡。但是事與願違，“大躍進”反而導致了生産大幅度下降和大饑荒的發生。之後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中國的經濟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

　　在1968-1972年期間，我們經濟所的全體人員下放到位於河南信陽專區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正是在這一時期，我的思想發生了畢業之後的重大轉折。我們幹校所在的河南信陽專區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據官方報告，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總人口800萬人的信陽專區餓死了100多萬人。對照過去信以為真的理論和口號，真相使我陷入了信仰和信心的深刻危機。

　　我最幸運的，是在這一時期受到了幹校難友顧準的幫助和啟發，精神危機促成了我的一次重大思想轉變。顧準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中國最早的會計學教科書的作者，也是偉大的愛國者，是一位從青年時代起就參加共産主義運動的老革命家。他獨立思想、桀驁不馴的性格卻不能見容于體制，所以被兩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幹校期間，顧準帶領我從研究世界經濟史、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入手，追問和分析中國為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這種倒行逆施現象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源。在他已被確診為肺癌晚期，自覺時日無多，跟我作最後的長談時，仍然反復地叮囑我，不要在“逍遙”中浪費時光，一定要抓緊研究，以便在時機到來時，拿得出東西來報效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