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友誼賓館一層的咖啡廳裏，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黃亞生教授在談到中國很多地方發生的拆遷糾紛時，似乎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形容他的感覺，思考片刻後，他選擇用“amazing”，而在接下來我們大約一個小時的談話裏，他又不止一次地提到這個英文單詞。

　　Amazing，在英文中更多地用來形容令人驚嘆的事情，在我看來，它很適合我們談話時身處的這家酒店，至少在它建成時的上世紀50年代。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花園式酒店由中國現代最優秀的建築家梁思成設計，並以其恢宏的規模和獨特的中國味道被載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世界建築史冊》。“友誼”兩字透露出它在當時所要招待的對象--在京的蘇聯專家們，今天，這家國有的酒店已對所有人開放。

　　然而，黃亞生在使用“amazing”這個詞來形容中國時，並不僅僅是讚嘆。因為當他用它來形容自己對制度的缺陷、有些國民的愚鈍以及某些精英的荒謬等話題的看法時，語氣所表現出的更多的是不解和遺憾，雖然他謹慎地將“amazing”翻譯成語義色彩比較中性的“不可思議”或“不可想象”。

　　除了像黃亞生這樣的外籍人士，如今友誼賓館的客人主要是那些來京旅遊或辦公的國人，三十多年來的經濟權力釋放，讓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迅速積聚起了可觀的財富，也有機會享用以往外賓才能專享的服務。落座不久，剛剛還人影稀落的咖啡廳漸漸擁擠起來。人們衣著考究，但交談的方式讓人感覺這裡似乎不是一座四星級酒店的咖啡廳，而是一家普通的中式餐館；每當隔座那位拿著手機打電話的男士的爽朗笑聲響起，我都不得不把錄音機放得離我的採訪對象更近一些。

　　上一次見到黃亞生是兩年前，2009年的8月，次貸危機發生整一年。當時，中國經濟在政府採取的強力刺激政策下，率先出現復蘇的趨勢；而美國政府仍然被癱瘓的金融體系和高失業率拖得焦頭爛額。2010年整整一年，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成為國際上最熱門的話題，一種聲音認為，歷史的終結也許不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而是以國有企業、強勢政府以及儒家文化為特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面對依然強勁的GDP數字，那些對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驅動經濟的做法抱以憂慮的學者不得不尷尬面對樂觀者的嘲笑。

　　黃亞生即是如此。明確對中國經濟表達悲觀態度的他也常常因此被他的西方同僚們稱為“黑馬”。其實在危機之前，黃亞生就對中國經濟表示擔憂，他認為雖然當時的GDP增速已達到11%，卻是極為脆弱的，因為它受外需制約的程度相當嚴重。而在危機發生後，黃亞生從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中看到了更大的風險，“如果中國還是像過去那樣子，只增加供給，而不去實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調整以促進消費內需，轉變成消費型的經濟，以後不可避免會産生生産過剩、泡沫破滅。任何政府都不能強迫老百姓消費。所以我對中國以後一年、兩年的經濟走勢非常擔憂。”

　　而隨著通貨膨脹率的急速攀升，這樣的憂慮正變得越來越普遍。

　　同樣的，關於“中國模式”，他的觀點和兩年前相比仍未改變，那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困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實際上，早在他于2007年起筆、2008年寫就的那本《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裏，這一切都已經被討論過，他的結論也早就得出：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並沒有根本上的區別，我們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那些普世原則。

　　然而，在黃亞生看來，在中國一些東西過於有“特色”了，甚至會讓任何一個身處現代社會的人覺得“不可想象”。他強調自己是一位溫和的學者，不支持全盤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療法”。他希望中國能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不走回頭路，即使慢一點。但他認為中國迫切需要一場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來之不易的經濟成果正在受畸形制度和特權階層的侵蝕。

　　他半開玩笑地説，“可能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的心理太強大了，對制度的要求很低，總覺得自己能適應，所以幾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裏轉。”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黃亞生最近都在忙一個新的調查項目，“我現在開始研究人，以前研究制度、政策，但是我覺得應該更多去注意一下人力資本的心態，甚至心理，看看一種特定的體制到底會對人的心理産生什麼影響，進而如何影響他的行為。”

　　“中國模式”有誤導性

　　記者：最近大家都在談“中國模式”，但對於“模式”是什麼每個人説的都不同，比如你側重於歷史的方向和普世價值，另一些人則側重於經濟或政治的運行和治理方式，大家爭論的焦點好像不一樣。

　　黃亞生：我覺得還是有真正的爭論的，説白了，就是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制度優越，還是受國家管控的、有很強的社會主義烙印的制度更加優越，這是一種理念上的爭論；從時政角度，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麼，這樣的辯論很有意義，因為金融危機以後，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近年來的成功以及躲過金融危機是因為政府和政黨制度起了強大的作用。但我很早就提出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在這三年中造成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説通貨膨脹、效率的損失以及大的投資項目造成的鉅額負債。不僅是四萬億，加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舉債，數字很驚人，如果把這些算為公債，那麼中國的政府負債很可能高於美國。美國的政府負債雖然在金融危機後增加了，但私人負債減少了，所以國家整體負債並不是很高，所以我對美元非常有信心。

　　國外投資者對中國的態度總是很極端，因為他不了解情況，不是過於樂觀，就是過於悲觀。過去他們覺得美國就要崩潰了，中國馬上會變成世界第一的超級大國，但現在你看，“中國概念”也就維持了不到一年，現在基本上是全軍覆沒。成功的方面，中國符合一般的經濟規律，失敗的方面在其他國家也都能看到影子，所以嚴格來講沒有什麼“中國模式”。

　　我最近剛去巴西，跟那裏的學者討論“巴西模式”。這個國家有段時間GDP增長達10%，也有一個強大的政府。1970年代，遇到西方的石油危機，和2008年情況很像，巴西採取了“國進民退”，從此以後一直到2003年左右，巴西經濟一蹶不振。中國跟巴西相比有一些優勢，教育水平、中國人的創業精神，還有一個是中國有大量的外資，所以中國可能不至於達到巴西的地步。

　　但是中國並不需要達到GDP2%才證明失敗，只要回落到5%-6%，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從數據來看，即使是“文革”期間，中國的GDP增長也是3%-4%，現在有這麼多的外資、外貿，這麼多的基礎設施建設和30年高度增長的基礎，增長卻只比“文革”時快50%，並不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國現在本應該達到人均收入15000美元，東亞國家除了朝鮮和中國，都是1萬到2萬美元，我們現在卻只有4000美元。所以，我們的經濟到現在為止還是一個貧窮經濟，雖有增長但是經濟水平還是很落後的。

　　記者：你是説“經濟繁榮”這個詞不太適合用來形容中國這三十多年？

　　黃亞生：當然不能説完全沒有成就，我覺得更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經過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現在還有一億農民沒地、沒收入、沒有低保？在中國，微博上動不動就爆出有自焚的，甚至一家人集體自焚，我每看到這種消息，就像看到原子彈爆炸的新聞一樣，但是好像在中國，自焚、拆遷什麼的就只是人們茶余飯後的閒聊話題而已。

　　可能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的心理太強大了，對制度的要求很低，總覺得自己能適應，所以幾千年就在同一制度的圈子裏轉。我們古代有那麼多的發明、創造，現在經濟卻搞成這樣，哪要拆遷，推土機就過去，甚至調動警察，這真是很amazing的事情。不用説在美國、歐洲這樣法治完備的地方，在任何一個文明的現代國家，這都是不可想象的。

　　記者：那麼，中國未來的模式是？

　　黃亞生：我不是特別在乎什麼西方、東方，一個中國農民有地種，財産受保護，勞動果實他能享用到，然後天天早晨起來説這是西方模式，你説會嗎？根本不會，反而是精英們天天在説，這是他們西方的，那是我們東方的。但他用來在網絡上寫下這些觀點的電腦是誰創造的，軟體是誰創造的？你用的所有現代科技的東西都是西方的。西方的又怎麼著了，我為什麼要在乎這種東西呢？第二，如果讓中國人民自己去嘗試，我相信他最終選擇的結果跟西方模式也不會差得很遠，他肯定要搞一些契約、一套互相監督的東西出來。這是東方還是西方的？第三，如果按照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地圖上的很多省份和區域都要劃掉，台灣、香港不應該是中國模式的，溫州不應該是中國的，廣東大部分都不應該是中國的，因為它們的私營經濟的發展完全都是依託西方或類似西方的模式。很多人一提西方，就像吃了蒼蠅一樣，這非常奇怪。有時候和人辯論，對方會説你這觀點是西方觀點，我聽了就想，西方觀點又怎麼了？他在講這話的時候，頭腦中就有一個判斷，因為你是西方觀點，這本身就證明你是錯誤的，但西方觀點和對錯有什麼關係呢，一種觀點至少要通過辯論才能知道是對是錯吧。

　　記者：説你是“華盛頓共識”的擁護者是誤解嗎？

　　黃亞生：不是，方向上我是支持“華盛頓共識”的，但不是一定一步到位，要考慮中國特色，考慮中國人能接受的程度。有人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西方的民主和市場發展經過了幾百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承認這是漫長的過程。因為我承認這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我認為你要趕緊動手，快點做。漫長的過程不是你推遲的理由，反而是儘快開始的原因。所以我一直認為，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並不是一下子就要全部市場化，全部民主，只要往那個方向走就行，但是我的判斷是，現在在走回頭路，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記者：這個時候提“中國模式”，是不是也很嚴重，因為它帶有很大誤導性？

　　黃亞生：肯定是，因為它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從靜態上來講是“中國模式”，一黨執政、國有資産，但從動態上看都是“華盛頓模式”，大家不看變量只看常量，是非常錯誤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