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政權在戰亂塵埃落地之後都必須要建設民生，未來的利比亞政權沒有理由排斥中國公司而“不求最好但求最貴”。我們要對中國數十年辛苦建設積累起來的綜合國力和影響力、對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抱有足夠信心。

　　文︱梅新育(微博專欄)

　　利比亞戰亂爆發至今已有數月，中國雖然在動亂升級之初就從該國撤出了全部僑民和勞工，但在該國的資産目前仍處於不安全狀態中，中國在利比亞資産損失幾何，相應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商務部發言人姚堅曾表示，目前中國在利比亞承包的大型項目一共有50個，涉及合同金額188億美元。不少輿論據此大談特談“中國在利比亞投資損失188億美元”云云，但這種説法純屬誤解，並有誤導公眾之嫌。

　　必須指出，中國在利比亞直接投資甚少，中國公司在利比亞的項目大部分是承包工程；姚堅所説的188億美元指的是合同金額，而不是已經實現的損失；而且絕大多數是承包大型工程項目的合同金額，而不是我們在那裏的直接投資，這個概念與一般所稱的投資損失大不一樣。

　　首先，合同金額不等於面臨受損風險的資産金額。直接投資遭遇政治性風險後有可能損失的是已經投入的資産，而不是直接投資合同的全部投資金額。同樣，承包工程遭遇政治性風險後可能的損失包括應收工程款成為壞賬、留在工地的裝備損失、已建成工程受損壞等等，不等於工程合同的總金額。假設一家中國工程公司與利比亞政府簽署了2億美元的安居房建設合同，工程款分期支付，項目已經全部建成驗收合格，利比亞政府已經支付了以前幾期款項，剩餘最後一期2000萬美元尾款待付，那麼，儘管這2億美元合同金額也要納入姚堅所説的“188億美元”範疇，但這家中國工程公司實際可能的損失就是尚未支付的2000萬美元尾款。

　　其次，由於我們在利比亞承包工程項目的特點，應收工程款徹底淪為壞賬的風險較低。假如承包工程的發包方是私人企業，那麼，一旦私人企業在戰亂中垮臺倒閉，業主死亡，已建好工程的應收賬款就只能淪為壞賬了，最好結果也不過是承建公司被動地成為業主。但是，我們在利比亞承建的多數是住宅、道路、灌溉渠道等民生工程，發包方是利比亞政府。這樣，戰亂過後，不管最終結果是卡扎菲政權繼續統治全國，還是反對派政權統治全國，抑或利比亞東西分治，繼承的政權都有償還這筆債務的國際義務，這是國際慣例。由於利比亞資源豐富，其償債能力不成問題。

　　第三，應收工程款暫時拖欠對不同規模公司的影響程度不一樣。如果承建公司因流動性危機而倒閉，那麼應收賬款拖欠就有可能成為真實的永久性損失，如果承建公司資金週轉能挺過去，賬面上的或有損失就不會實現。某些中型企業資金週轉可能會遭遇較大困難，但中鐵建之類巨型企業不擔心其資金週轉會出現嚴重問題。即使對這些遭遇資金週轉困難的中型企業，我們已經建立的出口信用保險、海外投資風險保證等體系也能助他們一臂之力。

　　不能不道破的一點是，中國社會關於利比亞投資損失的輿論喧囂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政治化。有些人無限誇大中國在利比亞的資産損失，真實目的並不是關心中國海外國民和海外資産安全，而是要求中國全面對西方亦步亦趨，充當西方小跟班，放棄獨立自主與非西方國家開展經貿往來。可是，根據中國對外經貿的實際需求和比較優勢，根據中國力圖推動建立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發展方向，根據新興市場已佔全球實際GDP47.7%(2010年)份額且增速高於發達國家的現實，根據西方國家已經暴露和潛在的種種政治性商業性風險，我們能如同他們主張的那樣大幅度壓縮與發展中國家經貿往來、集中與西方“民主國家”做生意嗎？

　　(注：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