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扎堆的外企一半沒工會 員工維權仍存障礙

　　今年的“五一”剛剛過去，普華永道25歲的初級審計員潘潔沒有等到自己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勞動節假期。4月10日，這個入職僅半年的海歸雙碩士因過度勞累誘發病毒性腦膜炎去世。生前，潘潔一直在微博上抱怨經常性的熬夜加班，現實中，她從未為自己應享有的休息權益而提出異議。

　　在潘潔疑因“過勞”而死後的一個月中，記者走訪了她的父母、留學時的同學和同事後驚訝地發現，在早已過了正常下班時間數個小時後仍燈火通明的“四大”辦公室裏，從電腦上閃爍到深夜的加班窗口中，那些和潘潔一樣年輕的海歸，仍繼續以“過勞”的方式度過“勞動節”，以敬業的理由透支著健康。

　　而記者採訪到的其他機構，市人保局、區總工會等政府部門卻對潘潔能否按工傷賠償、“四大”為何沒有組建工會等關鍵問題保持沉默。由此看來，潘潔之死凸現的海歸白領在維權中的尷尬仍將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焦點 1過勞死？工傷？

　　普華：並非過勞致死

　　專家：按工傷索賠不樂觀

　　記者在普華永道管理層就潘潔一事群發給全體員工的電子郵件中看到，“對於潘潔的離世，我們深感悲痛，但必須要澄清的是，潘潔並非過勞死。”

　　“我是累死的嗎？”潘潔即使復生，也很難説得清這個醫生都不敢下定論的事。曾參與搶救的華山醫院醫生告訴記者：“過度勞累肯定會導致免疫力下降，讓病毒有可趁之機。但要肯定地説因過勞而導致死亡，很難獲得直接醫學證據。”

　　潘潔用微博記錄的生命最後兩個月，似乎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困得像豬頭一樣，對著電腦就睡著了”、“兩腳發飄”、“在公司吃外賣，真心想吃頓住家飯”……儘管潘潔沒有直接倒在辦公桌前，但不可否認，超負荷的工作量依然是直接導致她死亡的誘因。

　　“過勞死問題最早源於日本。”上海成功綜合律師事務所所長、曾留學日本多年的臧廣陵律師告訴記者。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日本開始出現嚴重的過勞死問題，此後，日本政府將工作過度列為“職業災害”。

　　“日本制定了《勞工安全健康法》等專門的法律，對‘過勞’的認定、賠償標準、企業責任、政府責任等進行詳細規定。但是中國還沒有正式立法，潘潔的死也不屬於工傷，只能按勞動合同上規定的給予相應補償。”臧廣陵説。

　　潘潔之死能否以工傷索取公司賠償？曾留學澳大利亞的上海律師陳傑表示並不樂觀：“我國目前沒有過勞死的法律規定，要按工傷賠償只能依照《工傷保險條例》。按照這個條例，要符合三工原則才能算工傷，即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和工作原因。而且受傷者死亡時間必須在事發後的48小時內，否則將得不到工傷標準的賠償，而只能按照我國上世紀50年代出臺的一個規定獲得一些補償。”

　　對於記者提出潘潔的賠償問題，普華永道市場推廣及傳訊部經理陳穎始終以“考慮到潘潔家人的情緒，不適合作任何回應”來回答。

　　焦點2海歸扎堆的“四大”

　　何時組建工會？

　　市總工會：今年敦促加速

　　員工：沒有魄力挑頭

　　4月26日，潘潔去世後的第16天，普華永道向全體員工發出了2011年度體檢通知，員工小西有些“驚喜”：“以前都是我們自己去體檢公司來報銷，組織體檢還是第一次。”但通知中明確規定“在普華永道工作滿兩年且2009年7月1日後未向公司報銷體檢費用”。這使得工作未滿兩年的小西體檢計劃泡湯，“這好像並不是為員工考慮，只是出於形式。”

　　記者發現，普華永道一直宣稱員工是其“取得成功的核心力量”，並制定了“員工關愛計劃”，向員工提供健康講座等活動，但是，員工最基本的法定權利組建工會，卻始終沒有實現。

　　為此記者專程走訪了盧灣區總工會，組織科負責人向記者明確表示，註冊在盧灣區的外資企業有將近一半建立了工會，大部分外資企業對於建立工會持積極態度。但對於普華永道何時建立工會等細節問題始終三緘其口。根據上海歐美同學會去年年底做過的一項調查，大型外資、合資企業是海歸就業的首選，也就是説，海歸較多的外企，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建立工會。

　　多年來，普華永道、德勤、安永、畢馬威“四大”會計事務所屢屢“婉拒”組建工會，一直被上海市總工會作為組建工作的重點對象。4月17日，市總工會新聞發言人、市總工會秘書長張立群表示，今年促使外資企業，特別是世界五百強企業組建工會將是市總工會重點工作之一。市總工會將會同“四大”會計事務所所在的區總工會繼續敦促“四大”儘快建立工會，並通過工會就員工的工作時間、福利待遇等進行集體協商。

　　記者發現，雖然“四大”沒有建立工會，但員工對工會的知曉率並不低：“我們做項目時，經常涉及工會經費的審計，所以對工會的法律法規和工會作用有所了解。”一位“四大”員工告訴記者。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普華永道海歸員工則認為，本地勞動保障部門之所以不作為的更深層次原因是，“會計公司屬於服務行業，而服務行業的稅收全部歸地稅，納入地方財政收入，因此地方勞動部門對這些問題常常是睜一眼閉一眼。”

　　但是，對成立工會，員工們心存顧慮。在“四大”工作的海歸碩士小張告訴記者：“沒聽説過工會，也不會主動去問。我沒精力，更沒魄力去挑這個頭。”

　　焦點3“四大”仍是

　　海歸就業優選？

　　正方：看好職業前景

　　反方：漸漸走下“神壇”

　　雖然潘潔去世的當日，她所在的樓層員工哭成了一片，但多數員工的情緒已趨於平靜。記者在“五一”前夕走訪了位於新天地企業天地的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晚上十點大樓依然燈火通明，不時有拎著公文包、打扮得體卻一臉倦容的職場人從大樓內走出，樓下的出租車亦絡繹不絕。

　　明確的職業提升路徑、未來職業生涯的良好支撐、專業的培訓和發展、加班工資、重大的責任、良好的聲譽……在眾多海歸留學生眼中，包括普華永道在內的“四大”會計事務所一直是他們的就業優選。

　　潘潔的同事小文畢業于紐約州立大學會計專業，回國後在眾多OFFER中毅然選擇了普華永道的審計工作。“‘四大’的員工每一到兩年就有升職機會，每年都能接觸新東西。而且在我們學校，學會計10個有9個是進‘四大’的。”

　　以普華永道為例，第一年進入公司的本科生和碩士生的月薪分別為5500元/月和5800元/月；經理基本月薪約為3萬元；高級經理基本月薪約5萬元。“只要工作成績OK，拼搏個兩三年都能一步步升職。”小文説。

　　相對豐厚的報酬和美好的職業前景，讓許多人對“四大”抱有相當的認同感，包括其高強度的工作和長時間的加班。

　　記者在普華永道全日制中國員工的《勞動合同書》第4.2條中看到，“通常情況下，甲方工作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早8:30-晚5:30，甲方可按實際經營情況調整乙方的工作時間。”

　　每年11月至第二年4月期間是普華永道等會計公司的工作旺季，小文説，“朝九晚五肯定是不可能的。當然你可以不加班，但誰也沒有本事在上班時間就把項目做掉。幹這行完全沒有時間概念，我去年就有7個月的時間都在外地。”

　　當然，也有人選擇走出“圍城”。美國學成歸來的小凱僅僅在普華永道供職了半年就選擇了離開，轉而投奔“更適合”他的外資銀行。小凱認為，在“四大”就是不停地做賬，年輕人的銳氣在年復一年的重復勞動中被無情地消磨，“錢是賺得不少，但是性價比太低了，我覺得‘四大’在漸漸走下‘神壇’。”

　　記者手記

　　民工尚懂維權，

　　海歸屈服“加班文化”

　　“我是外地來滬民工，老闆拖欠我工資，我要去投訴，誰能告訴我要去哪投訴？”放眼全國，民工的維權意識隨著拖欠工資現象的普遍而日益提高。還有地方專門展開“民工維權”專項監察行動，幫助民工討要拖欠的工資。

　　不識幾個“黃金屋”的外來務工人員尚在為討要工資鬧得轟轟烈烈，帶著光環的海歸白領卻被一個“加班文化”説服了自己。2008年以前，加班費在“四大”員工工資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以加班到晚上12點計算，可以算加班費的時間約4小時，而每小時加班費工作日為1.5倍時薪，雙休日為2倍時薪，法定假日則為3倍時薪。以此計算，工作日一天拿到加班費的時間約有6個時薪。金融危機後，“四大”普遍取消或扣減加班費。安永的小馬告訴記者，雖然抱怨聲此起彼伏，但員工們依然如故加班趕工。“週末可以不用去，但是別人都在加班，你自然也不好意思閒著，這都是出於自願。”

　　在採訪中，“四大”員工並不是沒有維權意識，但唯有已經離開普華永道的小凱對記者説，“我認為建立工會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的‘四大’都有工會，還有專門的勞動監察部門負責監視有無過度用工的現象。我希望這裡的‘四大’也儘快建立此機制，這是對員工權益的保障。”

　　但大部分人只能在網上發帖抱怨：“我想少一點加班，雖然我的要求很合理，可是我不敢跟我的老闆談……所以我們只能夠，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工會……工會是個穩定而持續的力量，會永遠坐在談判桌上，資方的另一面。”

　　海歸都有

　　“搶回時間”的緊迫感

　　“總想著靠自己的努力把這幾年的差距趕上來”

　　記者在潘潔的履歷裏感到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上海交通大學，潘潔一邊讀旅遊管理本科，一邊參加ACCA(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考試。ACCA是國際認可的最高級別的財務人員資格考試，2009年留學德國期間，潘潔把公認難考的ACCA證考了出來。此後，又在日本和德國拿到了雙碩士。2010年10月進入上海普華永道工作。

　　在發小余天寅眼裏，潘潔從小到大都是非常優秀的，“她總是班上前幾名，體育也好，性格開朗，各方面都挺完美的。”

　　潘潔之死在海歸中引起了重大反響。高中就到澳大利亞留學的上海人Arthur告訴記者：“海歸回國後總有一種緊迫感。有些人出國時年紀就比別人大了幾歲，有時海外留學又會比國內同齡人多讀一兩年，我們回來時，不少當年的同學事業都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了，我們總想著靠自己的努力把這幾年的差距趕上來。”其實，和本科畢業即進入四大工作的同事相比，潘潔只大了不過兩三歲。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律師、法律顧問徐斕回憶自己結束留學剛入職場時的經歷，仍有後怕：“我那時剛工作，接受的都是公司並購的案子。白天和客戶一起討論項目，但到了晚上他們都離開了，卻要求律師把這個整理出來，那個歸納好。我最高紀錄7天只睡了14個小時，結果身體出現明顯的機能障礙。”

　　對於海歸白領們的“過度敬業”，徐斕認為兩種原因都不可忽視：“一種是公司和周圍競爭者給你壓力，還有一種是你自己對自己也有要求，想做得更好。”

　　但25歲的潘潔僅僅是為了儘快完成手頭的項目，不拖團隊後腿。她的死並非為了“成功要趁早”，甚至不是為了功成名就那樣宏偉的目標。在日益嚴峻的就業市場上，普通海歸在日常工作中早已視“過勞”為平常。這其中折射的，是中國年輕一代在“不進則退，必須比別人更好”的強大心理壓力下的焦灼。

　　在以金錢、職位論英雄的當下，這成了年輕一代不得不用生命去承受的悲哀。（上海僑報 陳麗偉 李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