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熱議新生代農民工：距離市民還有多遠

　　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傑英一下帶來了兩份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案。對於長期關注這個群體的他來説，這個問題很重要，需要全社會的人都來關注。

　　“實現農民工同工同酬，盡力實現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這對於他們融入城市是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郗傑英説，這也是他今年兩會提案的主要內容。

　　戶籍制度仍然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礙

　　河南週口市青年黃國順雖然已經來北京幾年了，但當妻子生産的時候，他們仍然選擇了回家。“因為在這裡我們沒有醫保，回家生孩子便宜。以後孩子上學估計也要留在老家了。”對於這個問題，黃國順很頭疼。雖然覺得在很多方面自己已經是“北京人”了，但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他還是不得不承認，自己並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黨委書記倪邦文看來，戶籍制度恐怕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障礙。

　　“因為戶籍制度涉及保障性住房、社保、子女入學等問題，這是一道門檻。”倪邦文説。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陶然居集團董事長嚴琦也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在她的企業裏，她經常會看到有的服務員因為孩子在城市上不了公辦幼兒園而回到老家。

　　“他們在城市生存過程中享受到的就業、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權益與城鎮居民不平等，使其並沒有將身心真正融入這個城市。他們的生存心態還處於一種游離的狀態，工作單位和工作地點不穩定，在工作單位和生活所在的城市沒有歸屬感。”嚴琦説，她認為應該儘快取消這種戶籍制度，“重慶就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在大城市不能一下子解決這個問題，但至少要給這些農民工一個希望，讓他們覺得我在城市工作多長時間就可以變成市民”。

　　在很多農民工看來，住房問題是他們最為頭疼的大問題。在現有的戶籍政策中，保障性住房的受益人群並沒有將農民工納入進來。而面對價格高昂的商品房，他們又都無力承擔，這讓他們難以在城市紮根。

　　在2011年湖南省“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上，與會的十幾位新生代農民工幾乎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能享受保障性住房？

　　在全國政協委員、廣西梧州市委副書記全桂壽看來，讓農民工全面享受市民待遇的路恐怕還要走比較長的時間。“因為在城市裏，貧困城市居民的住房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要融入城市，先要提高他們自身素質

　　在黃國順來北京的這幾年裏，他一直沒有放鬆學習。青年夜校、創業培訓等一系列由共青團組織的活動讓他總是有機會來提高自己。現在的他，坐在辦公室裏，一舉手一投足，根本看不出來有農民工的印記。

　　在倪邦文看來，以前農民工完全融入不了城市，和文化觀唸有關係。“因為有些城市人會有些偏見，覺得農民工怎樣怎樣。這樣就要提高農民工自身的素質，來扭轉這個觀念。”

　　河南省駐京團工委書記張留根認為，大多數農民工缺乏接受教育的機會。雖然社會上也有相關培訓，但是這些需要錢也需要時間的培訓課程，讓這些農民工望而卻步。

　　“我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包括青年夜校、技能培訓，包括社會融入培訓，都是在農民工兄弟的業餘時間進行，免費的。” 河南省駐京團工委還編印了城市融入培訓手冊，手冊詳細介紹了在城市打工應該具備的生活常識，比如如何説好普通話、如何找到相關的政府職能部門解決問題、如何去人才市場找工作、如何防止在應聘過程中被騙、在碰到勞動糾紛時如何維權、創業時該如何選擇創業項目等。為了能夠幫助農民工真正地融入城市，手冊中還介紹了如何了解城市的公共資源、歷史文化等。“通過學習這些，至少能保證他們在城市立足。”

　　在2010年的工作日程中，張留根也把農民工的融入問題放在了首位。通過帶領農民工子女走進清華、走進國家大劇院等活動，讓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從文化上感知北京，融入北京。儘管做了諸多努力，但在張留根看來，團工委能夠做的還是有限。

　　在倪邦文看來，政府也應該重視對農民工素質的培訓。“要做一些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基本素質的培訓，包括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等，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全面融入的路還很漫長

　　今年的兩會上，嚴琦也帶來了兩份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案：《關於儘快取消新生代農民工戶籍限制的建議》和《關於停止使用“農民工”稱謂的建議》。

　　儘管嚴琦知道，自己這兩份提案涉及的問題可能是政府和社會很難解決的，但是她仍然希望自己能為那些新生代農民工和在自己企業打工的青年人説幾句話。

　　“最基本的就是不要讓他們感到受歧視。”嚴琦説，之所以提這兩份提案，是因為她在兩會之前在餐飲企業進行了一個簡單問卷調查，選擇了100家餐飲企業工作的農民工作為調查對象。問卷內容是：“你是否願意聽到別人稱呼你農民工？”

　　在接受問卷調查的近1000名80後、90後進城務工人員中， 80%明確表示不願意聽到“農民工”這個詞語。在問及原因時，他們認為“農民工”是一個明顯的貶義詞，是對他們的歧視，同時很容易讓他們産生反感情緒，也讓他們與這個城市産生隔離。

　　“我知道，我們無法一下子就取消這個稱呼，因為要有這個稱謂界定這個群體，給他們關注。但我希望在社會上能夠逐漸淡化這個概念。”

　　而在郗傑英看來，對於在城市長期工作生活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説，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是讓他們覺得受歧視的一個因素。

　　“同工同酬是勞動者的憲法權利，但是我國農民工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嚴重，是影響社會公平的重要因素。實現農民工的同工同酬既體現了社會公正，又有利於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郗傑英説。

　　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據深圳市總工會調查，2010年在深圳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基本工資和加班費)只有1838.6元，大約為2009年深圳市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47%。61.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外來打工者與本地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

　　“這容易使新生代農民工産生不平等感，對政府和社會産生不滿情緒，甚至仇視心理，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社會認同。”郗傑英建議，要規範用工制度，通過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農民工的工資構成、增長機制；保障和不斷提高農民工的最低工資水平，健全勞動法律法規，明確規定違反同工同酬原則的法律責任。用人單位要制訂農民工工資晉陞制度，執行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此來保證農民工在城市享有和城鎮居民一樣的勞動權益。

　　在全國政協委員、團上海市委副書記陳凱看來，要讓農民工全面融入城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他們各個方面的問題都需要關注和解決，收入、教育、子女入學、醫療保障等，每一個都是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