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濕地之失

　　這或許不如突發的災難那樣引人注目，然而，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許就是災難的前兆。

　　這並非危言聳聽。

　　因經濟快速發展，短短幾十年間，中國數千年來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發生著變化：大量的城市擴容、高速公路興建……等等這些都有可能佔用大量耕地，中國的糧食生産基也由此發生著變化，而這也正改變著濕地，更多的濕地被開墾成耕地。

　　這既是糧食生産格局的變化，也是生態佈局的變化。在這樣的格局中，被譽為“地球之腎”、“生命的搖籃”和“物種的基因庫”的濕地，劣勢難扳。

　　有識之士呼籲：要像保衛耕地紅線一樣保衛濕地紅線。

 

　　2010年4月28日，第五屆鴨綠江口濕地國際觀鳥節在遼寧省丹東東港鴨綠江口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幕。CFP

　　楊邦傑現在憂心忡忡。

　　楊邦傑，全國人大常委、致公黨中央副主席，著名的農業專家和生態專家。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關注國家的糧食安全與生態安全。濕地是他長期關注的一個重點。

　　他近期從祁連山調研回來，那裏的情況很不樂觀：作為敦煌最後一道綠色屏障的西湖國家級自然保護區，66萬公頃區域中僅存11.35萬公頃濕地，且因水資源匱乏逐年萎縮，庫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這塊濕地逼近。

　　而位於甘肅省甘南州瑪曲縣的高寒沼澤濕地，是黃河的天然蓄水池，這塊濕地正逐步萎縮並沙化。瑪曲縣沙化面積達80萬畝，並以每年3.1%的速度遞增，黃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帶。

　　祁連山地處青藏高原東北的青藏、蒙新、黃土三大高原交界處，跨越甘肅、青海兩省；涵養輸送著年徑流量約158億立方米的近千條河流，是西北乾旱地區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

　　那裏，也是整個大西北生態最脆弱的地方。

　　“一邊是水源地，另一邊又都是沙漠，如果濕地消失了，對西北的生態環境乃至東部的影響都是不可想象的。”楊邦傑説。

　　這樣的情形所釋放的信號並不如突發的災難那樣引人注目，然而，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許就是災難之前的信號。

　　回來之後，楊邦傑很快將調研的情況形成報告，提交給了國務院。

　　濕地危機

　　祁連山是中國濕地現狀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整個中國的濕地所面臨的形勢都不太樂觀。

　　“東北大片的濕地變成了耕地；長三角、珠三角的濕地一直在減少；整個黃河源頭、長江源頭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濕地都在消失……”濕地的減少和破壞觸目驚心——這是楊邦傑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這個表述轉化為具體的數據或許更具説服力：

　　據不完全統計，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全國濕地開墾面積達1000萬公頃，全國沿海灘塗面積已削減過半，黑龍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澤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銳減了2/3，56%以上的紅樹林喪失。全國各類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眾多濕地水質逐年惡化，不少濕地生物瀕臨滅絕，約1/3的天然濕地存在著被改變、喪失的危險。

　　根據官方的數據描述，中國現存自然或半自然濕地僅佔國土面積的3.77％，遠低於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積下降的趨勢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楊邦傑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有部分國際重要濕地由於缺水而面臨著被列入國際《濕地公約》“蒙特勒記錄”的風險。一旦被列入，對國家形象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但這還遠不只是面子問題。

　　“濕地到底有多重要？濕地消失了很多物種就沒了，這個生態系統也不存在了，就這麼嚴重。”雲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舉例，尤其像雲南高原濕地生態系統，是相對封閉的生態系統。只能在這個系統裏自我循環，帶來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壞，破壞之後很難恢復。

　　“像滇池，已經投入了200多個億，花了很大力氣，但真正恢復很困難。”滇池是雲貴高原上的重要濕地，近些年滇池環境質量不斷惡化，藍藻事件頻發，嚴重地破壞了滇池濕地的生態功能。從“九五”時期國家就開始投鉅資進行滇池“藍藻”治理，雖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濕地，但其生態功能顯然無法比擬天然濕地。

　　“濕地是水源地以及維護生物的多樣性，這兩點是毫無疑問的，所有河流的源頭都是一片濕地，生物多樣性産生的地方一定是濕地，這麼多濕地消失了，影響我們的生存環境那是肯定的。”楊邦傑在調研報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區遭受的嚴重旱災，與該地區濕地受到破壞有直接的關係。

　　在《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的調查中亦發現：在雲南嚴重旱災期間，濕地保護較好的地區周圍，受乾旱影響明顯輕微。

　　楊邦傑呼籲：要像保衛耕地紅線一樣保衛濕地紅線。他認為，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此兩者對國家都至關重要。

　　“開荒”紅利下的尷尬保護

　　楊邦傑曾是農業部農業資源監測總站站長，透過遙感監測，他看到了過去這些年中國整個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轉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變成了城市、高速公路；東北大量的濕地被開墾，變成了耕地。

　　“歷史上，中國都是南糧北運，長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為中國提供糧食，‘湖廣熟則天下足’，然而，由於30年來的高速發展，這些很好的耕地都變成了城市，糧食的生産基地只有不停地向東北發展。”楊邦傑説。

　　新疆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新疆的濕地開墾非常快。很多湖泊都乾涸了，一到夏天起風的時候就漫天揚沙，情況已經非常嚴重。”

　　楊邦傑説，這既是糧食生産格局的變化，也是生態佈局的變化。無論是從生態安全的角度還是糧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變化，它改變了中國數千年來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個土地利用格局變化的邏輯，大概是：農村讓位於城市，生態的安全讓位於糧食的安全，環境的保護讓位於經濟的增長。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産業轉移的浪潮中，這個趨勢並沒有明顯放緩的意思。

　　從正在進行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普查結果看，已完成調查的6個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廣東的濕地面積在進一步減少，黑龍江、江蘇和天津濕地效益和功能還在下降。

　　自然濕地的面積在減少，濕地的生態功能在下降——這個趨勢一直沒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這樣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説，保護的速度跟不上破壞的速度。就以滇池濕地為例，保護的速度跟不上破壞的速度。”雲南省林業廳副廳長郭輝軍很無奈。時至目前，由於工業排污問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達標污水注入滇池。

　　從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印紅的分析來看，濕地破壞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礎設施建設、土地開墾、引水、富營養化、污染、過度捕撈、過度利用以及外來物種的引入，主要間接原因是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加快。

　　這並非問題的全部，更為根本性的原因當是，濕地保護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內，原生、自然的濕地多被定義為“荒灘”、“荒水”，在現行土地分類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為保障耕地、建設用地、林地等的犧牲品。

　　“在有限的國土開發空間格局中，濕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競爭中始終處於劣勢的地位而沒有改變。”印紅頗為尖銳地指出，這直接導致了濕地面積的銳減。

　　“地方政府往往會把它當做後備資源而沒有意識到保護它的重要性。”楊邦傑對《中國經濟週刊》説，現在很多地方領導的心目當中都是將濕地作為一種後備資源來對待，“看到濕地就會想，放在這裡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來有很多紅樹林，對海岸的保護很重要，但這幾年大量填海、圍海造田，破壞了很多濕地。灘塗既是生物多樣性的保障也是漁民生存的資本，但大量的灘塗正在消失。”

　　在中國18000公里長的海岸線上，這樣一些直接甚至帶有些強暴的經濟力量並不罕見：填海工程、房地産開發、旅遊開發。

　　“你看天津渤海灣、曹妃甸、遼寧營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蘇，都在消滅灘塗。”楊邦傑有些激動。

　　以浙江為例，根據《浙江省灘塗圍墾管理條例》，灘塗的宜農、宜漁、宜水、宜建開發被明確鼓勵。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圍墾工作會議上，當地官方這樣總結：“圍墾的貢獻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僅‘十一五’以來的4年，我省就圈圍了47萬畝……”

　　事實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灘塗圍墾辦法》、《江蘇省灘塗開發利用管理辦法》等都有這樣的規定。有時甚至規定開墾一畝灘塗給予高達6000元的補助。

　　在中國這條漫長的海岸線上，涌動的是發展的衝動與慾望，濱海濕地則成為了經濟思維下滿足慾望的犧牲品。

　　郭輝軍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他們最頭疼的是開發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你這個濕地保護好了，開發商就想過來。因為在一個比較好的湖邊或海邊做開發能賺錢，濕地已經成為房地産開發和旅遊開發的新熱點了。”

　　問題的關鍵還是地方政府對濕地保護重視不夠，甚至沒有意識。

　　“他們覺得濕地的保護對他們影響不大。從發展的角度看，這塊地是保留還是開發，完全根據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態城，它就有保護濕地的意識，將濕地作為旅遊景點開發和保護；但如果它想要發展工業的時候，就會把濕地填掉搞開發區。”某地林業系統的一位官員説，這種隨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這也是濕地當前在城市發展當中面臨的兩種認識和命運。

　　在廣西，一些紅樹林濕地，地方政府申報各類濕地保護區的積極性並不高。“他們擔心什麼呢？他們擔心報了保護區之後，國家投入的錢太少，他們反而沒有自主權了，他們想用的時候沒得用。”這位官員説。

　　廣西壯族自治區林業廳副廳長劉中奇向《中國經濟週刊》分析：現在積極申報保護區的那些地方，無非有兩個利益驅動，一是希望得到國家的項目資金，二是需要這個品牌來搞旅遊。如果説純粹是為了保護，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並不高。因為一旦申報了以後，就必須要根據國家的規則來管理和保護。如果國家沒有錢來投入的話，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手腳給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