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新興産業也須有“頂層設計”

　　戰略性新興産業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先導産業和支柱産業，但必須處理好“新興産業與傳統産業”、“國家戰略與區域規劃”、“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等多重關係。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性新興産業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創造出來的，關鍵就看有沒有適宜的土壤和環境，即“經濟生態系統”，這恰恰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

　　張茉楠

　　預見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創造未來。縱觀世界近代歷史，一個個強國的崛起，都是在世界平衡打破和世界競爭格局調整後，抓住重大歷史機遇期，迅速轉變産業結構和經濟運行方式，贏得在全球的競爭優勢，從而居於領先地位，實現跨越式發展的。

　　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發生巨變，讓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當傳統比較優勢下降，經濟內生原動力明顯不足時，關鍵在於尋找到啟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而戰略性新興産業正被賦予啟動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週期的引擎作用。

　　經濟危機催生了戰略性新興産業的萌發，也使中國借機步入經濟轉型的重要歷史機遇。經濟轉型包括三個層次：需求結構轉型、産業結構轉型和投入要素結構轉型，而這些也恰恰是決定經濟週期的內在驅動力。國家把戰略性新興産業提高到了國家戰略高度，就是要開啟中國經濟發展新的“藍海”。

　　從層次上講，戰略性新興産業可以按照先導、戰略和新興三個層面來劃分。先導性産業一般而言需求彈性大，分工鏈條很長，可以帶動一批相關産業的發展，也能提升我國工業體系和産業體系的深度和廣度，如新興製造業和先進裝備製造業等；戰略性産業包括航空航天、衛星、民用核能等，是未來提高我國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優勢的産業；而新興産業包括智慧化技術、新材料和3G以及新能源汽車等，物聯網既屬於戰略産業也屬於新興産業。

　　從發展次序上看，先導産業是核心，可能先起步，戰略産業和新興産業將同步跟進。因為我國目前畢竟還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肯定還是要通過先導産業提高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在研發水平上，3G、電動汽車、智慧電網和航天技術新材料等，已經有了技術儲備和經濟基礎。所以，這些産業就可以首先啟動起來。

　　戰略性新興産業具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先導産業和支柱産業，但必須處理好“新興産業與傳統産業”、“國家戰略與區域規劃”、“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等等的關係。而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性新興産業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創造出來的。戰略性新興産業能否在中國落地開花蓬勃發展，關鍵是有沒有適宜的土壤和環境，即所謂的“經濟生態系統”，這恰恰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這方面，上個世紀末矽谷新興産業的發展路徑對中國是很好的啟示和借鑒。原先我們一直在説矽谷模式，可能只看到一個技術層面。矽谷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矽谷有深厚的內涵基礎，打造了有利於新興産業發展的經濟生態系統，催生出大批的高新企業，催生出新興産業的發展壯大。

　　矽谷一直走在全球高科技的最前沿，控制著芯片、計算機、互聯網等領域全球高科技發展的步伐和節奏，一度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之一。上世紀80 年代中期，美國“矽谷”已躍居全美九大製造業中心之一，生産了全美半導體集成電路的三分之一、導彈和宇航設備的三分之一、電子計算機的八分之一，年銷售額高達400億美元。

　　1997年，美國矽谷創紀錄地新建了3575個科技型小企業，主要從事通訊、軟體、電子、生物技術等産業。同年，其風險資本投資額增長了54%，新建公司多達3500 家。還是這一年，矽谷企業市值超過了4500億美元。

　　目前，矽谷已成為世界科技型小企業創業最為密集和成長最為迅速的區域，“矽谷模式”凸現了新經濟的特徵，其本質內涵就是其中包含的“經濟生態係”。矽谷是由大學與研究機構、風險資本、人才庫、企業家與創業精神、市場服務體系、政府政策與法律體系、關係網絡以及創業板市場八大資源子系統構成的開放型生態系統。這些資源系統圍繞矽谷高科技企業這一核心相互作用，形成了矽谷獨特的創業集群的組織方式、風險投資的運作模式、新創公司的創業過程、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全球化發展戰略。在矽谷，基礎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或新市場的發現，很快就會引發新一輪創業浪潮，不斷加入的人力資源、新的商業創意、新的風險投資、新的營銷渠道和新的生産技術和工藝手段協同發展，很快又催生出大批新興的高技術創業公司。

　　雖然矽谷是依靠自身得天獨厚的區位和資源稟賦自發形成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恰恰相反，美國政府在經濟、社會和調控性政策的範圍內，將創業與創新作為一個長期戰略目標，提供制度和政策框架，著力打造一個有益於“靈活再循環”的産業生態係，進而維持了矽谷新興企業的持續高速成長和新興産業發展的宏觀景氣。

　　從矽谷的發展歷史可知，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一定要選好發展模式，做好全方位的謀劃。中國現在有技術，有市場，但關鍵是如何實現技術的産業化。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平均只有20%，而發達國家平均為60%至80%，這還只是産業技術轉化層面，到了生産層面後，我國的轉化率還不到5%，而發達國家平均是30%。高新技術越高，風險越大，如何打通資本與産業的銜接，以及如何建立動力機制，如何把産業技術轉化，如何打造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生態係”，是中國未來迫切解決的戰略命題。

　　（作者係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