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將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披露潮 600多家公司或參與“自曝”

　　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者，不僅僅關注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還會關注非財務信息，以分析企業可能會面臨的風險，如果企業社會責任做得好，投資者會有一

　　個概念：可以考慮長線投資。

　　自2006年我國首份內資企業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來，發佈類似報告的企業數量激增，到2010年已經達到471家，預計2011年將有超過600家公司發佈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不過，自吹自擂、虛構浮誇等毛病也在此類報告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缺乏準確的定位和成熟的標準體系，使得一些“假大空”的報告失去了應有的參考價值，淪為單純的企業宣傳手段。伴隨著社會責任報告市場的成長，諮詢、審計等與報告相關的服務行業將獲得較大發展，一個新的“行當”已經慢慢成型，業內人士預計，市場份額可能會超過500億元。

　　A股上市公司2010年報披露潮即將來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CSR）也將伴隨而至，今年已是第三年推行強制披露。

　　從2009年開始，證監會要求上交所三類共260余家上市公司必須隨年報一起披露其社會責任報告；要求深交所深證100指數成分股，共計100家上市公司必鬚髮布社會責任報告，兩市共計360余家。2010年沿用了這一規範。

　　2010年12月31日，深交所、上交所社會責任報告披露上交所範圍仍保持為金融板塊+（A+海外）+標準治理板塊；深交所仍保持為“深圳100指數”成分股。同時，鼓勵其他有條件的上市公司披露社會責任報告。

　　近年來，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數量正在逐步增加，內容和質量也有所提高，但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仍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今年或有600多份報告公佈

　　從2006年國家電網作為首家內資企業公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以後，近幾年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數量呈“井噴式”發展。

　　2010年A股上市公司發佈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共471份，遠遠超過了2009年發佈的371份。“雖然每年被指定的企業名單可能不一樣，但被點名的企業，99%都會發的。可能也有交差的想法，但在事物發展的普及階段，有總比沒有強。”潤靈環球責任評級創始人張浩而説。

　　2007年開始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商道縱橫研究員安嘉理説，當時看到國外數據庫裏數量眾多的報告，“很羨慕，同期中國只能看到幾十份報告。”近幾年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數量逐年增加，“預測接下來發佈的報告會超過600份。”

　　潤靈環球責任評級創始於2007年，張浩而説她不敢想像如果2008年12月中國證監會、上交所及深交所沒有強制披露通知，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第三方市場將會如何。

　　對於數量上的增加，瑞森德企業社會責任機構總經理段德峰認為，有來自政府的壓力，也有市場的壓力，同時中國企業越來越關注社會責任。

　　張浩而表示，自願披露的企業數大增也讓報告數量猛增，“這是中國企業逐漸重視社會責任溝通、搭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平臺的最好寫照。”其中，2009年度創業板有6家上市公司（吉峰農機、探路者、樂普醫療、同花順、北陸藥業、萊美藥業）自願披露社會責任報告，值得提倡和推廣。

　　此外，也有一些非上市公司與專業機構接觸，這讓在樂施會等專業機構從事相關工作的段德峰看到了方向以及第三方市場的容量。

　　廣東省社會科學綜合開發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煥則認為，數量上多只是表面熱鬧，網上能夠找到的很少，能夠看到全文的就更少了。來自溫州的一家製造企業則認為，越來越多的企業關注社會責任是好事，作為一家關注度不是那麼高的上市公司，總覺得寫報告這件事缺少組織。

　　報告印象“華而不實”

　　事實上，從國內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出現的那一天開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內容一直被認為是“華而不實”。九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只字不提負面消息，已成為公認的事實。

　　研究企業發展報告多年，黎友煥認為很多國內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就像一本 ‘廣告書’，一般都是參照國外的年度報告框架，把企業的年度工作中有利的部分塞進去，沒有‘不足’。無論是央企還是民企，從公開的報告來看，好像推銷和廣告。甚至大部分企業發佈報告之後，只是開個會，弄幾個新聞報道，不全文公開，更不敢挂網。

　　2010年11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發佈了2010年《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藍皮書總報告評價了國企100強、民企100強和外企100強共300家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研究發現：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整體仍處於旁觀階段；責任實踐領先於責任管理，市場責任指數好于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電力供應業處於領先階段，大半行業處於旁觀階段；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領先於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歐美日在華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好于韓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在華企業。

　　張浩而認為，整體來看國企的社會責任報告的質量要優於民營企業，但外企在中國的社會責任報告很多是 “總部報告的簡略版，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是直接翻譯過來的。”所以，很多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做得很漂亮，但是與中國有關的地方不多，所以某種意義來説，還不如一些內資民營企業的報告做得好。

　　七成報告不規範

　　在張浩而研究、評級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七成報告不規範。不規範體現在什麼地方？

　　在潤靈環球MCT標準下，低於40分的都屬於數據方面存在問題，很多報告內容缺失嚴重、呈現形式枯燥、技術手段落後等。

　　例如，雅戈爾2009年社會責任報告全文共3頁，未對利益相關方責任進行必要陳述與回應，內容嚴重缺失，信息披露程度嚴重不足。張浩而認為，作為社會知名的服裝製造企業，消費者及社會公眾對其投入了較多責任關注，包括：産品質量與産品安全信息、售後服務與溝通渠道、消費者權益保障等；同時，製造型企業存在較大的供應鏈責任風險；而作為上市公司，股東是其重要的利益相關方。這些都沒有體現在報告中。

　　對於萬通地産的社會責任報告，張浩而認為，報告內容嚴重缺失，信息披露程度嚴重不足，利益相關方無法從報告判斷萬通地産的責任績效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更多的企業也像他們一樣，主要不規範的地方在於內容缺失。”張浩而説。

　　對此，段德峰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目前而言，報告的好與壞不能簡單地評論，需要企業更多嘗試，更多摸索。好與壞的標準怎麼來衡定？國內目前來講，沒有權威的體系和數據。目前很多報告只流於形式，企業發佈報告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如何把報告的內容夯實是最重要的工作。”曾經幾個關聯度不大的企業關於農民工權益保障的一段話完全一致，讓段德峰“如何夯實”的想法更強烈。“報告質量的好與壞，現在來看不是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們現在開始做了這件事，比3年前、5年前要好很多。至少是董事會知道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了。”

　　“可持續發展能力納入投資分析範疇，對長線而言十分必要，但大部分人不看上市公司發的報告，認為裏面都是些自我奉承的話。其實不然，合格的CSR報告是寶藏，有好多年報裏沒有的信息。”張浩而認為。

　　逐漸開始的社會責任報告，已在中國呈現了它的行業特點：來自機械、儀錶行業的報告數量最多，而金融行業的報告質量最好。

　　新的報告將會呈現哪些特點？段德峰認為，更多企業會越來越關注環境、低碳等問題，關於這方面的內容披露得也會越來越多。

　　“西方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也有強制性披露，但更多是自願性披露。如果企業在社會責任上面做得好，政府的壓力也會有相應減輕。來自政策和市場及社會的壓力會讓企業越來越關注社會責任。”段德峰説。

　　投資者的額外關注點

　　背後有強大的軟體及硬體作支撐，人們才能看到一份數據充實、內容翔實的報告。如果背後沒有很好的管理，很難看到好的報告。曾有公司抱怨，也想披露更多的數據，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披露，公司高層沒有相關的要求和計劃，最後形成的報告也就是更多人看到的那種，會被評為“不合格”或者分數很低。也因此，中小企業很難做出一份很好、內容要求很全的報告。“不過中小企業有中小企業的方法，報告最終取決於企業自身發展。”安嘉理説。

　　做得好的企業基本有一個規範流程：準備階段、利益相關方的調研、企業內部信息蒐集工作、信息整理包括寫作等，大概需要2～3個月時間。很常規的做法是，報告信息需要什麼樣的資料，他們會列出很大的清單，找不同的部門獲取不同的信息。“公司之間差異比較大，每個公司管理的步驟也不一樣。不同公司會有不同的做法。”安嘉理説。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作為財務報告的補充資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現在越來越多的投資者，不僅僅只關注公司的財務信息，還會關注非財務信息，從而來分析企業可能會面臨的風險，如果企業社會責任做得好，投資者會有一個概念：可以考慮長線投資。

　　現在很多公司圖省事，就把社會責任報告作為附件和年報放在一起。安嘉理研究的2010年發佈的100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低於20頁的報告佔到三成，比2009年低於20頁的約佔一半“要樂觀一些”，其他的報告內容比較充實。

　　安嘉理説，報告呈現之前，企業一定要知道利益相關方的信息需求是什麼。有的報告裏會表述説“安全做得很好”，但是“安全怎麼做好？有沒有過類似事故發生？管理是怎麼的？有沒有隱患？”説到了相關內容，但是沒有説到關鍵點子。

　　報告的呈現形式各有不同，張浩而説深交所已經同意社會責任報告獨立於年報，上交所認可社會責任報告作為年報附件呈現。

　　市場分析

　　産業鏈應運而生 市場份額或超5億元

　　當社會責任報告被定義為一個獨立的産業鏈時，學者不認可，但企業認可。因為很多企業管理者正為此大傷腦筋。某體育用品類企業，已經接觸不下10家可以提供諮詢並撰寫報告的公司。每家報價不一樣，最高的報價20多萬元，最低的則是幾萬元。

　　企業很迷茫，如果不找機構，自己來做成本也不低，製作印刷精美、設計獨特的報告，同時還要專門成立小組，成本也會在30萬元左右。“這也是很多央企比民營企業做得好，大企業比小企業報告做得好的原因之一。”潤靈環球責任評級創始人張浩而説。

　　央企發的報告多，質量也比較好，慢慢地，民營企業也在逐步跟上，各行業協會同時也在推進。“差距會有，但在逐漸減少。”安嘉理説。

　　央企比民企的報告要好，尤其是金融行業做得好，張浩而認為，是因為很多央企有對公業務，也有零售，競爭市場很激烈，大家拼的就是軟實力，同時相對民營企業，政府角度的監督機構比較多。很多央企的報告會結集出書，別人的報告很豐厚，而你的報告沒內容，擺在一起也不是很好看，在一定規則下跳舞，央企也會做得很好。同時，一份好的報告形成，背後需要成本，包括員工成本、公關成本、時間成本等，央企的資金實力遠遠大於民企。

　　由此，一條服務於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産業鏈應運而生，包括諮詢、撰寫、評級、審驗以及設計印刷等環節。

　　有專家預言，這個産業有5億元的份額。段德峰認為，如果僅僅是寫報告，不會有5億元的市場，但還伴生有其他一系列的戰略諮詢服務，如果加上這些附加服務，市場份額要遠遠大於5億元。

　　對於行業現狀，段海峰表示，他以正常的商業往來與客戶交往，有時會通過招投標的形式達成合作。“絕不行賄，也不會給回扣。客戶質量很好。”客戶中國企、民企及跨國公司的比例基本相同。

　　張浩而則表示説，這些年來她走得艱難，但也必須堅持下去，“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才被舶來沒多久，企業和社會各界有各種理解很正常，所以更需要有人加入到CSR的普及工作中。”

　　截至目前，提供諮詢、撰寫、評級服務的基本是國內公司，進軍這個領域的包括諮詢公司、公關公司、學術機構以及行業協會等。審驗環節，目前只有普華永道、挪威船級社、必維國際檢驗集團等跨國公司。安嘉理研究的企業報告中，真正做審驗的企業佔7％～8%，因為“有費用”。據記者了解，幾家提供審驗服務的公司的收費標準也不同，幾萬元到10萬元不等，與編撰報告的價格幾乎一樣。

　　不管怎樣，人們希望看到一份厚實、有內容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也需要一個更加完善的産業鏈條。

　　行業思考

　　拷問責任報告：為誰而作？標準如何？

　　“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公益環保”是國人美麗的誤會。當大多數企業還把企業社會責任當作“做好人好事”的時候，已經有企業把社會責任當作企業發展戰略了。在這樣的定位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有多大的實際參考價值？

　　“假大空”難達營銷目標

　　黎友煥告訴記者，國際上發佈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已經是企業的一種營銷手段，在物品採購時，採購方要了解該企業的社會責任建設怎麼樣，可以看發佈的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從現在已有的國內的年度報告來分析，絕大部分都是假、大、空，達不到發佈年度報告的要求。發佈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就要接受檢閱，好與不好的信息都要真實發佈出來。這樣，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才清楚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怎麼樣，才來考慮是否給他下訂單。

　　北京大學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殷格非認為，社會責任報告正在由關注環境擴展至更廣泛的社會議題，發佈報告成為企業降低內部違規風險以及避免由於外部負面事件或醜聞而破壞企業聲譽的手段。但是從已發的報告來看，無論是強制性的還是企業自願性的發佈，都更表現出一種被動和防禦的傾向。甚至有一段時間，發佈報告被看做是企業獲得 “經營許可”的一種公關手段。

　　政府諮詢中心研究員、北大縱橫合夥人楊願成説，社會責任不僅是大企業需要做，小企業也要做。

　　缺乏“中國特色”主流標準

　　企業的報告究竟應該由誰來撰寫？第三方機構還是企業自身？

　　黎友煥説，無論是誰來編制，編制報告時，不要全部拷貝國外年度報告，要具有中國現有的文化、經濟和社會的特色。企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可以由行業協會或由相關科研機構第三方來編制；也可以自己發佈，由第三方來評價。

　　最關鍵的問題不是誰來編寫，而是以什麼標準來編寫？

　　國際接納程度比較高的是GRI標準，也有很多公司開發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比如説潤靈責任機構的MCT。

　　“國內缺少應用廣泛、權威性與國際主流標準接軌的標準。可以説，根本就沒有。”一位社科院學者告訴記者。

　　去年底終於塵埃落定的ISO26000明確規定，“對消費者負責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中産品質量、産品安全、售後服務、購買便利性又是重中之重”。但ISO26000是廣義的社會責任，其責任主體不但包括企業，也適用於媒體、學術機構。由此，張浩而認為“未來幾年，國際主流標準還會是GRI，而不會是ISO26000。”

　　第三方力量有待增強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標準體系建立得成不成熟，企業社會責任領域都需要第三方。“如果中國第三方的聲音足夠強大，就會有提前預警。事情在未爆發之前就會得到關注，從而解決。當然，也不會出現跨國公司把 ‘總部的報告’簡略版説成是在中國的社會責任報告。”張浩而認為。

　　來自政府、學術機構、行業協會的聲音、指導性意見或者強制性通知越來越強烈，所以也越來越應該培養氛圍，培養第三方機構的力量。

　　更多的人開始置疑企業社會責任越來越成為一種被利用的形式，因為它們總是忽隱忽現，以新聞的形式出現。而融合企業社會形象、消費者滿意度、企業社會責任評分的權威評價體系在哪？

　　張浩而説“原因很簡單，沒有數字、不量化”。不是評價機構不想量化，而是企業不披露量化信息，評價機構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張浩而認為當務之急，是推動社會責任量化信息的披露。

　　“只有在第三方機構成熟的情況下，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定結果才有可能更加合理和符合實際情況，結果發佈時，才能起到更加積極和正面的作用。目前，各種榜單和評定‘滿天飛’，恰恰折射出社會有這種需求。”

　　相對而言，企業更有這樣的需求。一位江蘇企業負責人説他最近尤其害怕接到 “010區號的電話，很多評獎機構，有好多是社會責任頒獎的，獎項的權威性也無從辨認。”

　　引導上市公司關注農民工權益的段德峰認為，“第三方諮詢機構的存在，有助於報告的專業化，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寫作。很多企業有困惑，他們的關注點和別人的關注點不一樣。”

　　就社會責任報告諮詢北大縱橫的企業，多來源於民營上市公司，“社會對企業的要求越來越高，民營企業對於報告的重視度還不夠。其實找第三方是一種投資，不是只為了‘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