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專家：徵收房産稅會實際降低公民收入

　　——對話吳俊培

　　房産稅，一塊投向樓市水池的試水石，瞬間擊起了陣陣波瀾。中國人對新稅種的出臺已經習以為常。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後，我們看到一項項舊稅推陳出新，國家財政越來越豐富，政府有錢了，也更強勢了。

　　稅收不僅是政府組織財政收入的重要工具，也被當做調節價格和收入分配的手段。改革後改頭換面的房産稅果真能抑制房價嗎？面對剛性難下的稅種頻頻增加，我們還能期待什麼？本刊記者採訪了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吳俊培。吳俊培曾任中南財經大學校長、武漢大學副校長等職。

　　徵收房産稅會實際降低公民收入

　　人物週刊：中國預徵收房産稅在您看來是否合理？我説的“理”有兩層意思，一是符合財政稅收學的原理和規律，二是符合中國的國情。

　　吳俊培：起徵房地産稅的想法，源於高層領導想借此控制房價，因為房價實在太高了。實際上，這個觀點是有很大問題的——價是價，稅是稅。從理論上來説，有了稅以後，這個價格應該還會更高。按正常規律，房地産價格，沒有含稅應當低一些，有了稅之後反而更高。而且最關鍵的是，這麼高的房價，有沒有稅收其實並不是一個主要原因。所以，為了平抑房地産的價格向民眾徵收房産稅，這絕對是錯誤的。

　　人物週刊：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徵收房産稅，您如何看待這些國家的作法？它們對中國徵稅有沒有借鑒意義？

　　吳俊培：事實上，房産稅對中國而言是特殊的。在國外，尤其是聯邦制國家，房産稅是地方財政的主要稅種，也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這合乎房地産稅本質屬性，但在中國不會這樣。我們最初是想模倣香港徵收的物業稅，其實物業稅這個名稱放到內地來是不對的，因為香港的物業稅是對物業管理收入交稅，而我們徵收的事實上是房産保有稅。我剛才説了，中國房産稅只是政府希望調控房價的一件武器。

　　人物週刊：所以您堅持認為，中國房産稅的徵收動機不對，而且也無法真正調控房價。

　　吳俊培：房價過高肯定是制度原因所致，應該從制度上進行治理，而不是這麼簡單地開收一個稅。

　　人物週刊：如果一定要徵收房産稅，會有什麼可預見的後果？

　　吳俊培：現在房産價格的提升速度，遠遠超過了工資增長的速度。如果開徵房産稅，公民的實際收入將要下降。

　　人物週刊：為什麼會危及公民收入？

　　吳俊培：對，我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我們的房地産價格近十年漲了10倍，但工資總沒有漲10倍，而政府是要按照房産價格的增速來徵稅的，那你當然就等於實際在降低大家的收入。這會成為一個問題。

　　總的來説，

　　現在應該減稅，而不是增稅

　　人物週刊：我們剛才在討論房産稅的時候，您一直在強調徵稅的動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稅收成為政府希冀作某方面調控啟用的一個工具。

　　吳俊培：沒錯。我們要去追究更深層面的問題。我剛才説了，房地産的問題你一定要去追問制度。中國社會現在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它當然也存在著其他的制度原因。比如説，你國有企業的老總，少説一年掙80萬到100萬吧，高的有上千萬。到底合理不合理呢？這個問題你不去管，光用稅收調節，是沒有抓住主要矛盾。

　　人物週刊：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麼？

　　吳俊培：真正應該做的，是去理順財政關係，完善預算體制。這個反而沒有引起政府足夠的重視。

　　人物週刊：在沒有抓住主要矛盾的時候，又過多地動用稅收調節。現在有關減稅的呼聲很高。我注意到，“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到關於減稅的問題。

　　吳俊培：現在從上往下都在關注“十二五”規劃。理論上來説，減稅也是一個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實際上恐怕不會怎麼減吧。中國的稅制，總的改革思路上，政府還是不想大動，還是希望做些小修小補。

　　人物週刊：即便是小修小補，能夠真正減些下來，也是值得期待的。關鍵在於，怎麼去修去補？

　　吳俊培：很簡單，就是降低流轉稅。流轉稅跟所得稅不一樣，所得稅要經過核算，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但流轉稅徵收起來很容易。高額的流轉稅其實就是在要求大規模地投資現代化生産，比如三峽工程投了幾千億，但你到三峽工地去看一看，沒什麼人，都是現代化。我們投了幾萬億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我們真的解決很多人的就業問題了嗎？工地上根本就看不見人，所以要解決就業，就要發展民營企業，才能帶動就業。流轉稅降下來後，民企的日子會好過得多，就業市場就會好得多，市場經濟也會健康得多。這種減稅，對於各方面都是有好處的。

　　人物週刊：有的觀點跟您不一樣。他們認為，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是第一要素。稅收高了以後，可以用來改善社會福利、社會保障。

　　吳俊培：我個人覺得，現在這種鼓吹社會保障的言論就是一種社會浮誇。他們認為政府有了錢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有錢真的能解決一切問題嗎？説到底，中國的第一要義就是解決就業，解決就業才能解決社會保障，才能社會和諧。回到稅收的問題，減稅如果能促進就業，就是在解決社會保障問題。

　　人物週刊：所以減稅同樣是在改善民生，稅收減少了，公民福利並不意味著降低？

　　吳俊培：經濟是動態的，剛才談到減稅以後就會增加就業，而增加就業，政府的醫保、低保支出都可以減少，同樣可以減輕政府的負擔，對民眾的福利更是顯而易見。

　　稅收問題需要綜合改革

　　人物週刊：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也是大家關注的熱點。爭議最激烈的是認為現在個稅的起徵點太低。

　　吳俊培：個稅，這是一個大問題。當然正如你所説，我們現在討論更多的，是提高個稅起徵點，或者叫免徵額的提高。但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改革其實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個人所得稅佔總的財政收入的份額並不多，像今年我們的財政收入是8萬億，個人所得稅也不過千百億，這個比例不高。最關鍵的，我們沒有抓住事件的本質，並不是説個稅的問題在於起徵點。

　　人物週刊：那在於什麼？怎樣的個稅改革是有意義的？

　　吳俊培：個人所得稅，首先應該按年計徵，根據一年的收入決定怎樣徵收。但我們國家的作法是按次徵收，有一次收入就徵一次稅。按次徵收是中國所獨有的，很不合理。按年徵收的細節中，收入種類的不同，稅率也應該是不一樣的。

　　第二，中國的一般職工，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工薪階層，原則上是應該不徵稅的。我們這套分配製度是先扣除，後分配。你早就已經給我扣光了，幹嗎還要再徵我的稅？所以，我們表面上沒有交多少稅，但現在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是8萬億，平攤到每一個納稅人頭上，包括農民在內，一個人6000元。

　　中國的稅制不是在明處，實際上你是交了很多稅的。西方認為資本最後要細分到個人，以個人為基數來計算政府收入。我們是馬克思的理論，社會需要先扣除，先把你扣下來以後，餘下來再給你做個人收入分配。所以你個人收入感覺很低，但交的一點也不低。

　　人物週刊：不光是個人，企業要求減稅的呼聲也很高。中國徵收的企業所得稅現在存在哪些問題？

　　吳俊培：在這裡，我想談一個重要理論觀點。我認為，企業所得稅應該取消，改為公司所得稅，只對公司徵稅，對其他企業不徵稅。當然，這裡存在國有企業制度的問題，需要特殊研究。

　　如果你屬於私營企業，政府要是徵收企業所得稅，私營企業的老闆還要交個人所得稅，就是重復徵稅，不利於私人投資。那公司為什麼要徵稅呢？因為公司享受著政府的服務，理應以稅收的形式作為交換。

　　人物週刊：私營企業重復徵稅是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不合理的。

　　吳俊培：西方國家資本最終是要細分到個人。我們國有企業的利潤最終分不到個人，保有利潤當中用於再投資是要計算稅收的。西方國家是要對個人所得稅再仔細算一算，有沒有重復徵稅，如果有，會退給你一部分，鼓勵你投資。所以，退稅是一個很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

　　稅收作用貌似很大，實際很有限

　　人物週刊：您今天説了很多次“不合理”，看來中國稅收的問題的確不少。

　　吳俊培：本來稅收是代表公平正義的一種規則，現在卻要它發揮一些其他的作用，其實是把它當成工具。不去改變規則，而是用稅收當工具，這不是治理根本的辦法。如果我們只看結果，覺得你活不下去了，我給你低保；你錢太多了，我們拿一點收稅，但是産生這些現象的根本你又不去治，結果解決不了什麼問題。

　　稅收不是萬能的，作用貌似很大，但實際上它能解決的問題是有限的。應該在源頭上治理就一定要在源頭上治理，源頭上不治，樣樣靠稅收去治理，這本身是一種錯誤的行為。

　　人物週刊：既然是錯誤的，為何我們沒有及時去修正呢？

　　吳俊培：這種靠稅收來治理社會問題的辦法還是在於，我們的一些官員覺得，這個夠簡單、夠輕鬆。事實上，社會治理是個綜合的、複雜的過程。哪有這麼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