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功成：收入“名義倍增”不如實質增長

　　近日國家發改委首次明確表態，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將針對提高居民收入設定明確的指標。與此同時，安徽、貴州、黑龍江、福建、重慶等多個省市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均提出，力爭到201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究竟哪些指標應該寫入規劃？各級政府又如何實現“收入倍增”計劃？

　　在12月8日的“國民收入分配與企業薪酬制度(2010)高峰論壇”上，長期從事收入分配研究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十二五”期間，應將基尼系數、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間所佔的比重，以及財政支出每年用於民生福利部分的增長幅度列入“十二五”規劃綱要，並將民生福利保障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內容。

　　對於各地紛紛出臺的“收入倍增”計劃，鄭功成認為，國家層面的收入倍增難度很大，除非是通過通貨膨脹實現名義上的收入增長。

　　基尼系數應降到0.45以下

　　《21世紀》：國務院已表示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十二五”規劃在相應指標的設計中應該作何考慮，具體如何量化？

　　鄭功成：“十二五”期間對於收入分配的改革，應該設計相應的約束性指標和預期性指標，明確告訴城鄉居民，你的收入有沒有增長可能，怎麼增長，差距能不能縮小，縮小到什麼程度，並將民生福利保障作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內容。

　　具體而言，我建議在“十二五”規劃中寫入基尼系數的約束指標，這涉及到貧富差距不能繼續拉大，而要逐漸轉向縮小。目前的基尼系數學界有不同説法，比如0.47、0.48，甚至0.5。總而言之是過高的。我認為基尼系數在“十二五”期間應降到0.45之下，在2020年降到0.4之下，以達到一個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水平。

　　其次，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間所佔的比重也應該提高，學界呼籲了若干年，我希望規劃中有相應指標設計，目前在40%左右，一年可以提高一個百分點,五年就可以提高五個百分點，使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佔的比重能夠在“十二五”期間達到50%左右，經過“十三五”到2020年達到55%左右，這樣通過五到十年的努力使其從目前的偏低恢復到一個合理額度。

　　此外要提高居民的收入，還必須要重視再分配，即政府的財政收入應該更多用於民生福利。我認為，應該把“公共財政中投入民生福利的資金的增長幅度快於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也作為一個硬性約束指標寫入規劃。具體指標可以設定為高於我們財政收入增長幅度3到5個百分點。

　　收入要實質增長，而非名義增長

　　《21世紀》：在“十二五”期間國民收入是否有可能實現倍增？

　　鄭功成：收入倍增計劃在我國局部經濟較為繁榮GDP增速可能超過7%、8%的地區，通過初次分配的調整和再分配的財政資金更多用於民生的話，是可能實現的。

　　但是國民收入普遍翻倍，我個人認為十分困難。因為我國GDP在未來的五年將要降低。普遍認為可能要控制在8%以內，如此才有利於我們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調整。在GDP處在5%到8%的情況下，國民收入要實現倍增，意味著整個收入分配的格局會發生急劇的變化。如果一定要實現全國範圍內收入倍增的話，可能是在通貨膨脹情況下實現的名義增長，但是這樣的收入倍增就失去意義了,也引發另外的憂慮。

　　我認為人民的收入實質增長而不是名義增長，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目標。

　　《21世紀》:目前部分地方政府提出要實現收入倍增，可以通過哪些舉措來實現收入倍增？此外，政府無權干涉民企工資，容易實現的是調整公務員工資，會不會導致公務員收入實現倍增，但最後社會收入差距反而拉大？

　　鄭功成：我認為對於地方實現收入倍增，有兩條途徑較為可行，一是通過經濟增長、産業升級帶來財富增長的疊加效應，二是財政資金加大向民生的投入比重，壓縮政績工程等花費。

　　至於地方居民收入倍增下，公務員工資調整問題，我認為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我們整個國家目前勞動整體報酬偏低，勞動者當然也包括公務員，要擴大勞動報酬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因此公務員的工資在我國應還有上升的空間。

　　地方政府實行收入倍增計劃，在社會工資普遍上升的情況下公務員可以提高工資。

　　但是，為避免導致公務員與其他行業的收入差距繼續拉大，公務員的工資跟其他行業和系統的工資應當適當挂鉤，具體到對公務員工資的調整方式上應該是向規範化、透明化、貨幣工資加福利的方向發展，要明確界定工資收入與福利待遇,並且調整應該要接受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