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功成：“扭轉收入分配失衡需要十年”

專題:展望“十二五”中國經濟

■ 對話人物

　　鄭功成 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2009年向民盟中央提出對收入分配進行專題調研的建議。參與調研全過程，並在調研結束後參與了民盟中央給中共中央的調研報告與建議書的形成。

　　昨日閉幕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開放30多年來，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顯現，這不僅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也掀起了一場全民大討論。受中共中央委託,民盟主席蔣樹聲帶隊就收入分配問題進行專題調研。調研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接受本報記者採訪，認為只有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多管齊下即採取一攬子措施才能解決收入分配的失衡問題。

　　新京報：為什麼此次收入分配專題調研選擇廣東作為重點？

　　鄭功成：中共中央委託民盟中央開展收入分配的調研，民盟決定把廣東作為調研重點。

　　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省份，是工業化、城鎮化速度最快的省份，也是財富蛋糕做得最大、膨脹最快的一個省份，但做大蛋糕只是為分好蛋糕創造了有利條件，並不等於能夠分好蛋糕。

　　廣東的調研驗證了我們的觀點。廣東的蛋糕做得足夠大了，但分配格局也和全國一樣，其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在全國來講都具有典型性。因此，廣東是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地區來作為我們調研的對象的，其創造財富的經驗豐富，改善收入分配的做法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利益失衡的格局依然是必須正視的重大現實問題。

　　改革改什麼？

　　社會保障政策亟須調整

　　新京報：經過四省市的調研，對收入分配問題有什麼結論？

　　鄭功成：收入分配問題的形成非一日之寒，改革也非一日之功，我們建議採取中醫式“抽絲去病”和西醫式“外科手術”相結合的方式改革，即初次分配要“抽絲去病”，積極穩妥地循序漸進；再分配則可以施行一些“外科手術”，儘快為調節收入格局做出貢獻。

　　另外，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將做大蛋糕作為目標，現在則是要把分好蛋糕擺到與做大蛋糕同等重要的地位考慮，只有實現國民福利和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才能更有利於改善民生和國家經濟持續發展。

　　從收入分配現實格局出發，在改革方式上，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單項措施都很難改變目前失衡的利益格局，也絕對不可能指望短期內能夠讓這一利益格局發生急切變化，只有從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多管齊下即採取一攬子措施才能解決。

　　當務之急是要發出明確的信號，即從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從稅制調整到國民福利，從社會保障到公共服務等，均應當有相應的重大政策出臺。

　　新京報：調研後建議對財政、稅收和社保三個宏觀政策進行調整，但過去對財政、稅收進行改革提的建議較多，但提出社保的不多。

　　鄭功成：對。過去我們沒有把社會保障作為財富分配的重要方式來看，實際上社會保障對財富分配格局影響重大，在某種程度上舉足輕重。

　　為什麼？因為發達國家用於社會保障上的資金佔到GDP的25%到30％，財政收入中的40％甚至更多的份額用於社會保障，我國的社會保障全口徑支出大概佔GDP的6％左右，財政支出中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不到12％，所以説社會保障對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不大，這應當是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社會保障就是使財富分配更加平等，很多國家如果初次分配基尼系數（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在0.4甚至0.5，通過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會降到0.3以下，所以社會保障應當是一個綜合性的財富分配工具，完全不低於財政、稅收對財富分配格局的影響。

　　社會保障也是國家發展的基本目標，使國民發展更加平等、更有安全感、沒有後顧之憂。在實踐過程中，社會保障同時也發揮著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扮演著手段的角色。

　　改革怎麼改？

　　光漲工資難解後顧之憂

　　新京報：不過，目前關於收入分配改革，更多的人希望的是立即看到工資大幅增長這種現實利益，而社會保障往往不能看到現實的利益。

　　鄭功成：對，這裡有個誤區。我們的收入增長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通過漲工資來實現即期收入的快速增長，第二個是有穩定的安全預期，後顧之憂越少，才有膽量消費，才能有更有質量的生活。

　　即使是勞動報酬也不能只是工資，因為勞動報酬應當是工資、社會保障、職業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工資是現在拿到的，社會保險是未來預防的，職業福利有可能是年終獎、休假等等，工資要漲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光漲工資依然不能解決後顧之憂，因為社會保險是不可替代的，此外還要有職業福利，這樣職工才會有歸屬感。

　　新京報：以往對收入分配的討論，很多都集中在大幅度漲工資上。

　　鄭功成：提高勞動報酬、改變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偏低的現狀，可説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既定方針，但不能指望工資會突然快速增長，更不能把工資增長、勞動報酬的提升等同於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這其實是個誤區。

　　工資增長要小步漸進，社會保險則要迅速普及，通過立法，所有勞動者都要參加，職業福利則要有政策的牽引，這樣整個勞動報酬就提上去了，勞動報酬提升的同時也優化了勞動報酬結構，不僅現在收入增長，未來預期也穩定了。

　　新京報：不過現在勞動力已經市場化了，工資問題是否能夠通過採取立法強制的方式解決？

　　鄭功成：工資確實和勞動力市場有關聯，但是不能據此認為政府對勞動報酬無所作為或者不能作為，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勞動報酬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是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的。

　　比如最低工資標準是強制性的，如果最低工資標準能真正像國際上那樣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就必定能對提高勞動報酬起作用，現在最低工資標準只相當於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20％-30%，在許多地方基本上不起作用。

　　其次，社會保險也是強制性的，如果社會保險費相當於工資的30％，只要勞動者參加了社會保險，就意味其收入增長了30%以上，它雖然是未來收益，但總歸是勞動者的收益，有沒有社會保險，不僅對勞動者的總收益産生重大影響，也會拉大勞動者的收入差距。

　　再次，稅收也是強制的，比如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可以提高，還有開徵房地産稅、遺産稅等，均會對收入分配格局産生直接的影響。

　　另外，再加上職業福利，比如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往往是通過稅收優惠牽引，促使企業願意為勞動者提供；還有政府可以推動勞資雙方的工資談判。

　　可見，前面三個是強制的，後面一個是政策牽引，再加上一個工資談判，政府怎麼會對初次分配無所作為呢？

　　改革難在哪？

　　改革三大阻力已成痼疾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多年未見實質行動，難在哪？

　　鄭功成：今天的利益失衡格局畢竟是幾十年來形成的，調整起來難度肯定非常大，但也不是不可能實現。

　　改革的阻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利益格局已經形成，既得利益者或特殊利益集團不可能自動放棄在財富分配格局中的優勢地位。

　　第二是路徑依賴（制度變遷有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本身也是阻力，很多政策已經實行幾十年了，一下把它矯正過來很難。

　　第三是政策分割、部門分割、地區分割構成了無形的阻力，實踐中産生的摩擦而帶來的抵消作用不容忽略。

　　新京報：收入分配改革非一時之功，如果民盟的建議能夠得到採納並切實改變收入分配的問題，需要多少時間？

　　鄭功成：首先要認識到必須多管齊下地改革收入分配；然後要明確目標，只有明確了目標才能更有效的推進。我們特別希望“十二五”期間能夠明確相關的指標，比如基尼系數降到0.45以下，到2020年“十三五”時期降到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下，必須要有這樣的目標才能算賬。

　　我們估計，要將收入分配格局逐漸恢復到相對合理或公正的程度，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

　　新京報：大家覺得十年太長了，等不了。

　　鄭功成：要這樣看，目前的分配格局是30年來形成的，用10年來恢復到相對合理、公平的格局，我覺得應該給予高度評價了，大家應該讓國家能夠理性的、穩妥的推進收入分配改革。

　　新京報：調研後還建議將比如基尼系數等納入“十二五”規劃的約束性指標，你覺得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鄭功成：我只能説我希望能夠納入，希望在“十二五”規劃中有若干的民生指標，有的指標應當是有約束力，有些指標可以是預期性的。如果沒有指標約束，收入分配改革便可能難以取得預期效果，一旦收入分配領域中的問題繼續惡化，則社會風險必然高速積累，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便可能面臨危機，這對各方都絕對不是利好消息。

　　新京報：你怎麼期待“十二五”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

　　鄭功成：我個人認為收入分配改革即“分好蛋糕“應當成為“十二五”時期的一項中心工作，要把分好蛋糕放到和做大蛋糕並重的位置，因為只有分好蛋糕才有利於繼續做大蛋糕，並使國家走向良性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