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綜治：危機下“會診” 絕境中重生

尤霏霏 製圖

　　在資本市場20年的發展里程中，沒有任何一個角色能像券商一樣，“戲份”如此之重。它將投資者、上市公司、金融機構、監管層等各個利益主體牽在一起。上至國家的金融安全，下至股民的身家財産，甚至於整個資本市場的公眾形象、社會地位和前途命運，也都與券商自身休戚相關。券商的“患病”，必然是一場全社會的“會診”，波及社會的各階層各領域。

　　所有制問題、監管機制問題、金融管理問題，這是“問題券商”帶給市場的思考。

　　⊙記者 方俊 葉苗 ○編輯 朱建華

　　危機四伏 背水一戰

　　“當時有些工作組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一會兒是被債權人圍堵而不讓辦公了，一會兒是哪個營業部被房東斷電了，有的同事被拉到街上甚至還差點兒被打，有的還被人從後面淋開水。”這發生在2004年，是參與“救火”的證監會官員的回憶。在這一亂象背後，是當時已積重難返的證券業治理格局。

　　我國券商早在1980年代誕生，在其已經演繹了十幾年的舞臺上，其經營模式在2004年已經走到了“山重水復疑無路”的關口。以“靠天吃飯”為典型特徵的經紀業務收入，在股市漫漫陰跌中難以為繼。交易額大幅萎縮，券商經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為解長期擱淺的困頓，一些問題券商唯有飲鴆止渴，攤子越大，窟窿也就越大。券商之困，實則是券商、甚至整個資本市場發展道路的重新抉擇。

　　“當時行業大面積虧損，大部分券商的收入遠低於成本，在這樣的局面下，券商是無法生存的。”一位前證券公司高管説。

　　問題充分暴露，風險集中爆發，券商行業的社會信譽一落千丈。從證監會摸底情況看，2003年底，全國132家證券公司總計挪用客戶交易結算資金640億元，挪用經紀客戶債券134億元，違規理財1853億元，賬外經營1050億元。84家公司存在1648億元流動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資金鏈隨時可能斷裂。此外，在全國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券商超比例持股的“莊股”有99隻。

　　由於持續的熊市已經讓券商耗盡了元氣，因此只能鉅資押寶自營業務，更大規模地挪用客戶保證金、挪用債券、違規代客理財等，走上了鋌而走險的道路。

　　應該説，當時社會各界對券商的金融企業屬性認識並不清晰，券商長期缺少正規融資渠道。在這樣的局面下，一些公司開始違規操作，並成為風險爆發的導火索。另一方面，社會對證券業與資本市場的關係也缺乏認識。在一個不短的時期內，對一級市場的發行融資功能較為重視，而對二級市場和券商的培育和呵護重視程度相對不足，當二級市場吸引力逐步降低，券商入不敷出時，行業性風險的爆發實屬必然。

　　2003年8月12日，證監會召集了全國130家券商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證券經營機構規範發展座談會。此次峰會的主要議題是證券公司的規範與發展，尚福林全面論述了對券商的八點意見；而李小雪則強調了三條鐵律：券商不得挪用客戶保證金、委託資産和客戶託管債券。國元證券總裁蔡咏回憶，“三大鐵律核心就是一條，嚴禁用別人的資金、資産和債券。”2004年8月，證監會召開專題性的全國證券監管工作座談會，在證券監管系統內全面部署和啟動了綜合治理工作。

　　主動出擊 斬斷毒瘤

　　2010年底，在上海某家券商的辦公室裏，落地的玻璃窗乾淨而透明，陽光普照下一切都顯得安詳而平和。一名合規老總接到證監局的詢問：“前日上報的報表為什麼會晚了2個小時？”，為此，他必須花上一些時間專門做出解釋。這一小小的細節，折射出了如今券商監管的謹慎嚴密。他對記者感嘆道，當年券商綜治的最大改變，就是讓高管們明白了違規的代價。

　　“當年違規的核心，就在於挪用客戶保證金，”一名曾經經歷了當年監管的人士感嘆，曾經的券商是“有許可，沒監管”。多數監管僅集中在事後，相關問責機制不夠健全，尤其是對券商的道德風險防範，幾乎沒有技術性的防火墻隔斷，這造成了券商違規成本低，事後懲戒輕的“犯錯特徵”。

　　面對“兵荒馬亂”的格局，各種問題如火山般的爆發，證監會的“救火隊員”們正在夜以繼日地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確實不容易，足足有3年的時間啊。大家都是三四十歲的人，都上有老下有小，但那幾年什麼都顧不上。”時任證監會風險辦主任的吳清這樣回憶。吳清説，整個2004年基本上是在被動應戰的混亂當中度過，每天都有大量的事件發生，到處冒火，可以説是打遭遇仗。而到了2005年初，這種情況還在繼續惡化。“甚至還出現有的證券公司實在頂不住了，開了個董事會説，他們公司決定申請被證監會託管。”

　　“先治病再發展”——這就是綜合治理最先面臨的任務。在排查摸底過後，最核心的任務就是把行業不合規的路徑堵死，斬斷違規之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大鐵律”中的第一條“嚴禁挪用客戶保證金”終於有了制度保障，那就是建立了一道證券市場最強大的防火墻——第三方存管制度。

　　從此以後，“手握億萬身家，隨時興風作浪”的營業部成了歷史回憶。當年坐莊、理財、投資不可一世，而如今不再接觸清算、財務，不再能碰到客戶資金，營業部完全轉變成營銷服務網點，杜絕了營業部挪用行為。

　　這對於證券公司來説，無疑是讓渡了較大的權利，“刮骨療傷”之痛可謂痛徹心扉。從缺乏監管的自由狀態變成了“戴著鐐銬跳舞”，卻也讓券商煥發了新的生機。

　　事後統計，綜治期間，證監會累計處置了31家高風險公司，清理賬戶1153萬個。對27家風險公司實施了重組，使其達到持續經營的標準。19家公司被責令關閉，7家公司被撤銷，4家公司被撤銷業務許可，14家公司和9家營業部被暫停業務，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責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門調查。

　　破立並舉 全力“會診”

　　吃完了“瀉藥”，還必須吃“補藥”，這是醫者之道。毫無疑問，這是一場全社會給券商的“會診”，是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強大動員能力的反映。我們可以從歷史的進程中看到，包括市場內外的各種力量、各種武器都將悉數動用。

　　面對已經傷筋動骨的殘局，如何讓強者浴火重生，讓行業恢復活力，是擺在監管層面前的一道難題。在斬斷“違規之手”後，如何化解“舊”風險、建立“新”機制，有破必有立，需要高度的智慧。

　　首先，監管層採取多管齊下，分類處置。化解風險和制度建設同步推進，加強行業監管與鼓勵創新發展有機結合；對高風險公司及時處置、徹底消除風險隱患，對優質公司支持其規範發展，對整改有望的公司採取措施幫助其度過難關。

　　2004年8月，證監會制定了創新類和規範類證券公司評審標準，將130多家證券公司劃分為四類，C類高度風險類和D類處置類證券公司成為綜合治理的重點對象。

　　業內專家指出，券商出現風險的主要原因就是資金不夠，而證監會等監管部門在這方面也下足工夫。其中包括，鼓勵地方人民政府和有關方面對風險證券公司實施重組，具體方式可採取由重組方收購證券公司資産、向證券公司注資以及其他有效方式。

　　2005年9月，匯金公司分別對申銀萬國和國泰君安注資了25億和10億，持股比例達到37.3%和21%，成為申銀萬國的第一大股東和國泰君安的第二大股東。而九個月之後匯金公司的投資開始見效，申銀萬國和國泰君安2006年中期凈利潤分別達到7.65億元和7.02億元。

　　其次，進一步拓寬證券公司融資渠道，解決證券公司的流動性問題，給予優質證券公司一般借款人地位，允許其以合規方式融資。此外，支持證券公司IPO、借殼上市融資，多方面打開券商的融資渠道。

　　就在治病療傷即將完成的時候，外面的天空也突然放晴——時代的發展也賦予了券商難得的機遇。2005年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開啟了中國資本市場的新時代，在理順了關係之後，中國股市開始成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晴雨錶，熊市的陰霾也一掃而空。已經恢復健康的證券行業立刻駛上了快車道。

　　“2005年中期的時候，上海一個大券商，每股賣5毛錢都賣不掉，現在5塊錢都買不到，才兩年的時間産生了巨大變化。”在牛市漸入高潮的時候，一名監管者如此感慨。

　　告別綜治 療效初顯

　　究竟是綜合治理拯救了券商，還是後來的牛市了拉了券商一把？這兩大歷史事件幾乎是前後發生，在後人眼裏，它們的因果承接就顯得頗為有趣。

　　券商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充滿活力的市場；而市場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就在於股權分置。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正是股改的創新性成功，帶來了勢不可擋的一場牛市。“牛市救券商”，事實上也是更深層次的改革救了券商。

　　而最能説明問題的是，在2008年到來的金融危機，真正看出了券商綜治的“療效”。在市場極度低迷的不利環境中，證券行業卻擺脫了“一輪熊市消滅一批券商”的怪圈；相對於華爾街五大投行已全部在危機中消失的局面，中國證券公司沒有一家爆發風險。

　　這一次，再也沒有誰在“裸泳”。

　　截至2010年6月30日，全行業106家證券公司總資産1.8萬億元、凈資産逾5000億元，上半年累計實現凈利潤293億元，15家公司成為上市公司……與7年的情形相比，這一幕不啻為“換了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