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逆週期”新政寓意

　　于無聲處聽驚雷。

　　隨著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推進，銀監會逐步提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要求，“逆週期監管”已為國人熟知。

　　然而，銀監會高層人士在公開演講中，起碼已經9個月對上述名詞只字未提了。

　　對於銀監會而言，“逆週期監管”既算不上監管理念，更談不上監管目標，充其量只是種種監管措施的集合。

　　當銀行資本底線抬到不能再高時，當銀行信貸杠桿率和集中度被一再嚴控後，當巴塞爾協議Ⅲ嚴苛條件被一再質疑與探討時，“逆週期監管”措施終將不再有新意。

　　下一顆監管的棋子，銀監會將會放在哪？

　　這就必須琢磨銀監會關於“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寓意了。

　　由個別幾家銀行危機而導致整個銀行業問題，進而引發全球經濟的巨大損失，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帶給世人的教訓和新課題。同樣的，構建更為穩定和健全的銀行體系，也並非銀行個體健康便能達成。

　　換句話説，微觀個體與宏觀體系間的多條連接線，很有可能成為銀行監管機構的下一個戰場。

　　一個現成的例子是，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近日公開表示，按照巴塞爾協議Ⅲ，除了工、農、中、建、交行以外，還將有兩家股份制銀行被列入國際性“系統重要性銀行（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s）”的名單中。而如果經營不善，這些系統重要性銀行同樣也可以退出市場。

　　當然，為保證監管有效性，降低系統重要性銀行倒閉帶來的負面影響，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于9月22日在新加坡公開表示，監管必須“長牙齒”。其中包括：不應允許“太複雜而難以監管”的銀行存在；監管當局的干預措施應及時、儘早且足夠頻繁；監管當局須能夠介入銀行最高層的決策等。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銀監會從來都不打算像美國聯儲銀行一樣，成為“沉睡先生俱樂部”中的一員。

　　1.逆週期監管革新

　　毫無疑問，銀監會最新醞釀的巴塞爾協議Ⅲ在中國的落地版本引起了業內不小波瀾。在一些銀行人士看來，這份中國版討論稿簡直就是銀監會逆週期監管極致的文字體現。

　　銀行人士稱，討論稿對所有國內商業銀行各層次資本充足率均作統一要求，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一級資本充足率和總的資本充足率分別為6%、8%和10%，這一要求分別高於巴塞爾協議Ⅲ的4.5%、6%和8%。再加上超額資本和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國內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或將高達15%。

　　不過，銀監會此後否認了15%的説法。

　　同時，在撥備方面，討論稿擬要求商業銀行在堅持原有撥備覆蓋率不低於150%的同時，引入新監管指標，即撥備與信貸餘額之比不低於2.5%，從2011年開始實施。其中，系統重要性銀行須在2012年底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2016年。

　　討論稿也要求銀行杠桿率（核心資本/表內外總資産）達到4%，這一指標同樣高於巴塞爾協議Ⅲ的3%水平。其中，系統重要性銀行需2010年底達標，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可推遲至2016年底。

　　如此數量化、高標準嚴要求的討論稿一經面世，便引起了銀行內部不小的反彈。

　　接受採訪的商業銀行人士普遍表示，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的爭議在於：如何界定系統重要性銀行，這一點目前在國際上亦尚無定論；太過嚴厲的過渡期安排和達標時間；撥備/信貸餘額不低於2.5%的要求過於嚴格。

　　按銀監會原定計劃，國內銀行將於10月底前就此討論稿提出反饋意見。

　　無論意見是否被採納，無論最終版本是否會放鬆要求，銀監會預防性的、逆週期的監管思路已“大白于天下”。

　　公開材料顯示，銀監會早于2007年便提出要“適時採取逆週期監管措施”，但相關措施于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才接連推出。不妨説，2009年是銀監會逆週期監管年，監管風暴的兩個重點是資本和撥備。

　　資本方面，在8%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礎上，銀監會要求增加逆週期資本緩衝，中小商業銀行總體資本充足率達到10%，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大型商業銀行總體資本充足率要達到11%。

　　這一要求在2010年再次升級。

　　9月16日，銀監會相關負責人公開表示，目前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在最低資本充足率8%的基礎上，還要計提逆週期附加資本和系統重要性附加資本，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資本充足率分別不低於11.5%和10%。此外，對於系統性重要機構，還要附加1%的資本充足率要求。

　　從比率上看，這些指標已經高於巴塞爾新協議的要求。

　　不僅如此，銀監會在2009年還出臺政策，限定長期次級債務的發行總量，提高發行準入標準，按照“新老劃斷”原則，嚴格扣減所持其他銀行的長期次級債務，以此約束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衝動。

　　2009年的另一場逆週期監管風暴表現在撥備方面。是時，銀監會開始實施動態風險撥備，要求商業銀行根據各類信貸資産實際損失率的測算，動態調整貸款損失準備，並將撥備覆蓋率監管指標逐步從100%提高到130%再到150%，實現“以豐補歉”，以期提高風險抵禦能力。

　　2010年9月16日，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在上海暗示，銀監會將引進動態撥備和杠桿率等指標，作為成本監管的主要填補。此前，也有媒體稱，銀監會正在醞釀《動態撥備管理指引》，該指引將要求商業銀行根據經濟週期的變化，動態地計提撥備和補充資本，以增強在經濟下滑時的抗風險能力。

　　不過，有銀行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動態撥備”只是種監管思路，即“逆週期”監管和“以豐補歉”，很難形成有操作性的監管制度。而且從國際經驗來看，動態撥備沒有統一定義，只有西班牙在2000年至2004年採取過動態（dynamic）撥備制度。

　　當時西班牙的撥備分為三類：一般、專向和特別。該國央行收集了20年的各行業和各業務的歷史違約率。當經濟上行時，如果當期違約率低於歷史違約率，則按歷史違約率計提準備金；反之，如果經濟下行導致違約率高於歷史數據，則會少計提準備金。2004年以後，西班牙改用國際會計準則計提準備金。

　　但不管從監管理念還是數據的積累上，中國都不太可能模倣西班牙的監管模式。一切仍在探索中，而國內銀行已不約而同地提高自身撥備水平。

　　2.逆週期無處不在

　　儘管人們多將目光放在銀監會對商業銀行資本和撥備的高要求上，不過逆週期監管並不僅僅是資本監管。

　　對此，銀監會內部曾經做過階段性總結。

　　首先，針對一些投機活躍的領域可能給商業銀行穩健運行帶來的風險，銀監會要求始終注意從源頭控制信貸的杠桿率和集中度。

　　比如，對於極易形成金融風險的房地産市場，要嚴格控制開發商貸款成數，嚴格執行項目貸款資本金要求，嚴格實施二套房和多套房房貸政策，控制投資投機性購房貸款，防範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産市場；對於資産證券化業務監管要加強監管，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審慎開展資産證券化，防止房地産信貸風險通過證券化被放大。

　　其次，針對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短期行為的親週期性，銀監會始終重視高管薪酬制度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三，針對理財産品開發和銷售過程中的行為特點，提出“買者自負”和“賣者有責”的風險提示，銀監會要求各家商業銀行必須在售前、售中和售後實現持續披露風險信息，在發售理財産品時，要求投資者在産品風險提示單上雙簽或多簽，避免誤導性銷售，防範理財業務風險等等。

　　與“逆週期”相提並論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宏觀審慎監管”。2010年，“宏觀審慎監管”已經逐漸取代“逆週期”，成為銀監會領導公開講話的核心內容。

　　全球金融危機“充分表明，過去以控制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加上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尚不足以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銀監會研究局副局長李文泓曾於今年7月撰文指出。

　　銀監會有關負責人也對記者表示，宏觀審慎監管的缺失，已被廣泛認為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亦是目前國際金融監管機構普遍力推的監管方法。

　　而逆週期監管措施恰恰正是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兩個維度的其中之一。

　　按時間序列維度（Time Dimension），即控制或降低金融體系的順週期性方面，巴塞爾委員會提出了逆週期監管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要素：一是降低新資本協議最低資本要求的順週期性；二是推動建立前瞻性的撥備計提方法；三是建立留存資本緩衝（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督促銀行通過留存利潤建立資本緩衝；四是建立逆週期資本緩衝（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

　　李文泓指出，宏觀審慎監管更加著眼于整個金融體系，重點關注單體機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及金融機構面臨的共同風險，而微觀審慎監管則主要著眼于單體機構的健康狀況，主要目標是通過防止單體機構失敗或倒閉的外部性來保護存款人和投資者利益。

　　他進一步指出，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所使用的政策工具並無本質區別，只是政策工具的著眼點和具體運用有所差別。比如，微觀審慎監管會在整個經濟週期上對所有機構運用同樣的資本監管標準，而宏觀審慎監管則會考慮提出針對系統性風險週期性變動的逆週期資本要求，也會根據系統重要性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貢獻度而提出差異性的資本要求。

　　銀監會近年來最為得意的宏觀審慎監管之舉不外乎以銀行信貸支持經濟發展，尤以全球經濟普遍低迷的2009年最為明顯。

　　數據顯示，2009年一季度，GDP環比增長率降至1%，銀行業信貸投放大幅增長，月均新增貸款15270億元，對經濟復蘇起到明顯拉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