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林：中國什麼都説要快，但大學是快不了的事情

　　提到新加坡南洋理工（下稱“南大”），中國人最為熟悉的應該是“市長班”。

　　從1992年開始，這所新加坡公立大學就開設了面向中國官員的培訓課程，1998年開始設立“市長班”，培訓中國的中、高級官員，截至2008年已達近萬人次，其學院遍佈中國各地。

　　這所創建於1955年的大學早已躋身於全球頂尖科研型大學之列，位列全球科技大學30強及綜合型大學80強。以科技創新著稱的工學院，科研成果目前名列世界第4名。更為重要的是，南大在新加坡的産業轉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為本地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科研技術人才與科技創新成果。

　　南大現任校長徐冠林教授歷任新加坡國防科學院院長、國防科技局局長。2003年1月1日出任南大校長一職。在他任內，南大的科研有了長足的進步，與中國的合作亦開闢了不少新領域。

　　近日，本報記者專赴新加坡，在南大的行政樓校長接待室內，就中新教育合作、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教育與産業轉型等內容，專訪了徐冠林校長。

　　在中國開展項目

　　是為中新兩國搭建橋梁

　　《21世紀》：南大正在天津做項目，同中新天津生態城進行教育合作，最新進展如何？

　　徐冠林：是有這個合作的構想，目前雙方還在討論合作規劃進程，還沒有具體的方向。我們這邊基本的想法是從研究生項目做起，從科研的角度來推動生態城乃至天津濱海新區的發展。

　　我們並不想在中國設一個海外分校，搶奪中國本科生的教育市場份額。我們的目的是在新加坡和中國合作中發揮一種力量。

　　我們在廣州知識城那邊也有開展合作的想法，但是同天津生態城不一樣。在廣州想做一個創新基地，而在天津想建一所海外學院，主要研究生態保護、環境保護、動漫産業等項目。

　　《21世紀》：此前，中國教育主管部門對海外辦學、海外學歷認證的規定比較嚴格，這些規定是不是南大與天津方面開展合作的一個障礙？

　　徐冠林：我們去中國做的是對兩國關係都有好處的實體項目，而不是把我們學位課程都搬到中國。當然我們要在中國開設研究生項目的時候，肯定需要中國教育部的支持，但是現在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南大在中國開展項目，目的是為兩國建立更良好的雙邊關係搭建一座橋梁。目前，南大在中國的項目，也是為了幫助兩國的國家級合作項目能夠取得成功。

　　《21世紀》：中新天津生態城的建設者對於這座未來新城的支柱産業的發展，曾經有過很多考慮。在同南大洽談合作時，天津方面對於海外學院的學歷、學科設置方面提出什麼樣的要求？

　　徐冠林：生態城管委會、濱海新區乃至天津市政府方面對於這個項目都非常支持，希望我們能夠到那邊設立一些項目。最初，他們可能比較傾向於開設本科教育。我們自己也探討了當前中國本科教育的發展情況，發現可能會有一些方面不太符合南大的戰略計劃。中國大學報考人數逐年下降，大學招生越來越激烈。而且，如果是以獨立學院的方式設立的本科教育，學費較高，很難保證學生的素質。

　　其實就生態城而言，中國需要的並不是一個培養更多本科生的機構，而是需要一些跟當地的發展趨勢、發展方向以及發展計劃配套的一些項目。從新加坡的發展經驗來看，生態城不會把最基礎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引進來，肯定要有一些科技密集型的工業，科研應該扮演重要角色，這應該是天津生態城目前比較需要的。

　　20年內，

　　中國會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

　　《21世紀》：中國官方決策層對於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很強的緊迫感，希望短期內能夠出現幾所國際一流水準的研究型大學。不過，中國民間普遍認為中國大學距離國際一流還有不小的差距。你同中國高校之間有很多交流，請你從一個教育者的視角來看，中國現在的大學在邁向國際一流大學時還缺什麼？

　　徐冠林：我倒是覺得中國有一流大學，北大、清華、上海交大都是國際一流大學。可能這些大學還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如果從一些層面來分析，比如説在學生方面，北大、清華絕對比很多美國大學都強，學生的篩選比例實在是太高了。教授方面，素質也一直在不斷提高，當然還沒有達到美國最頂尖大學的層次，但這只是時間問題。

　　我覺得中國之所以有這種感覺，是跟中國改革的急迫性有關係，中國做什麼東西都説要快，可是大學是快不了的一件事情。要培養一個本科生，起碼要4年的時間，而要改善教授的質量，更加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還有就是大學的經濟層面，主要是教授的薪酬體系框架，你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能夠付出有競爭力的薪酬才能請一些知名教授來。然後，才是制度的問題，就算你有這個經濟實力，你學校的制度不行，也沒有辦法請這些教授來。

　　我自己的感覺，20年之內，中國會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不只是有可能，應該是肯定可以。

　　《21世紀》：在深圳，有一所正在籌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學，這所學校的校長想借鑒香港科技大學的發展經驗，在短時間內打造出一所國際一流的大學。你覺得這樣的模式能否成功？

　　徐冠林：香港科大是很不錯的一個模式，它一開始就注重科研。我們的科研是在2000年以後才開始向上衝的。你注重科研的話，學校的名聲會先起來，在國際上跟你有交往的學校比較容易知道你所取得的成績，“識貨的人”會知道你這所大學現在怎麼樣。

　　所以，只要資金充足，整個體制夠靈活，而且要找一個好的領軍人物，一個好的團隊，南方科技大學的嘗試可能會成功。

　　《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對於高等教育的重視，錢似乎對於中國高校而言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徐冠林：錢其實也是問題。作為一所公立大學，你不可能説僅僅是培養幾百個學生而已，經營化的項目也必須要做。你可以做一個統計，比如北大每一個學生的生均經費有多少，跟國際一流大學比一比，應該還是有差距的。我們自己也有過估計，南大的生均經費跟美國的頂尖大學相比差的還不少。

　　決策者應該有這個遠見，鼓勵南方科技大學的建立，因為這個模式相當不錯，用這個方式還可以刺激中國其他大學的發展。自己搞出一些自己的品牌，這樣的教育改革是比引進國外優秀大學更好的做法，因為最終的結果會留在中國。

　　廣東可加大技師的培訓

　　《21世紀》：今年，李顯龍總理在群眾大會上説，新加坡也面臨産業提升的挑戰。在採訪中，我問他對新加坡來説，應對産業升級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他的答案是教育，強調教育要跟産業結構一起提升。

　　徐冠林：沒錯。新加坡過去已經經歷過好幾次産業升級了。現在，你們廣東省經歷的“騰籠還鳥”同新加坡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的情況相似。當時，李顯龍還是貿工部部長，他領銜了一個委員會來反思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新加坡在1985年發生大的經濟衰退。他們得出一個結論，要大力發展科技。新加坡在1990年建立了國家科技局，2000年制定了NSTP（國家新科技計劃）。

　　我們已經經過了兩次不同的轉型，第一次是上個世紀80年代，新加坡的産業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還不是依靠自己的創新；後來，新加坡又面臨一個問題，勞動力薪水一直往上漲，上述産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太少。所以，必須要發展新加坡自己的科技創新産業，因此在教育、科研上面就投入比較多。新加坡2006年在這個領域大幅度投入，而南大科研方面的起飛也是在2006年，與之同步。

　　廣東省的經濟轉型可能跟新加坡的還有一些不同，因為汪洋想要的轉型可能是要跨時代的，我們已經跨過兩三步了，他可能想一大步就跨過去。廣東的包袱是它是第一個改革開放的省份，最早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都在那邊。其實我倒是覺得可以早一些做的，比如十年前就可以著手進行産業結構升級。

　　《21世紀》：政府加大對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時，怎麼投是不是也很重要？

　　徐冠林：是的，怎麼投也很重要。我覺得投入在培養很多本科生方面，不是很有用。新加坡的做法是，第一步投的是技師方面的人才，比較偏向於職業培訓，類似于中國的大專。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新加坡經濟轉型時，這批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下一步，才是發展本科或是更高級的碩士、博士這樣的研究人員，這是我們新加坡現在做的工作。所以，我覺得像廣東這樣的中國東部沿海，要是做教育，不能一步跨到搞科研人員的培養上去，而是應該加大技師方面的培訓。

　　同時，政府應該開始投入資金搞一些科研項目。我建議中國東部沿海的一些省份可以做一些科研，同時再建設一批培養技術人才的大專，兩者兼施，可能會比較快。

　　《21世紀》：中國的地方政府對於科研投入還有一些顧忌，主要是看不準科技未來的發展方向，覺得投入到一些所謂新興産業的研發可能風險會比較大。新加坡是不是也存在這個問題？

　　徐冠林：新加坡的科研投入，是跟我們吸引工業同步進行的。這筆資金如果投入到大學裏，我不覺得會有什麼風險。政府向大學投資，這筆錢主要用在三個方面，一個是培養本地的學生，第二是培養大學的名聲，第三是會産生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政府先投一些資金在大學裏面，當地未來的産業發展就有一些基礎。

　　不過，我有一個觀點，整個科學研究從發展階段來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最早的階段是能夠像別人一樣搞一些技術産品，第二階段是別人研究成功了比較前沿的科研，我能夠把這個應用在實用方面，做出一些産品。最終的階段，是有一個科研方面的創新，可以拿到諾貝爾獎。中國現在有很強烈的拿諾貝爾獎的衝動。我倒是覺得，就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而言，不應該放得太重。我覺得對於中國比較重要的，還是能夠把全球的科技創新轉化為産品，能夠工業化生産，能夠培養自己的産業，自己的大公司，中國現在的階段應往這方向走。(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