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縮小貧富差距沒有無痛藥方

   調節過高收入對於縮小貧富差距很重要。我們現行的稅收制度設計，還沿襲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思維，重點控制勞動所得，卻大量放行資源壟斷和制度壟斷的暴利。城市樓價久調不下，不過是這種社會再分配機制錯位的典型例子

    王羚

    昨日，本報在頭版刊登的《收入分配改革再起爭論》一文引發各界關注。今日，本報繼續刊登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華生對此問題的詳細解讀，以饗讀者。

     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低是誤讀

    第一財經日報：您最近提出的“中國勞動者報酬佔GDP偏低是誤讀”這一觀點，招致一片質疑。您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華生：由於推翻了人們原有的共識，這不奇怪。不過我還沒有看到誰用數據來反駁。實際上我在開始研究收入分配問題之前有個總的認識：目前貧富分化嚴重，現行分配製度對勞動者有歧視，對資本過於寬鬆，因而也相信勞動者報酬佔比低的流行觀點。

    但從今年7月到10月，經過課題組三個月的研究，結果令我們大吃一驚：勞動者報酬佔比並不像目前已經形成的共識那樣是偏低的，反而是比較高的，至少在發展中國家甚至“金磚四國”中最高。

    我們分析，過去關於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偏低的説法其實是統計口徑和認識偏差的一個誤導，是收入分配領域一個重大的誤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6年中國勞動者報酬佔比為49.81%。從橫向來看，美國全球最高是56.92%,俄羅斯是44.55%，巴西是40.91%，印度是28.07%。如果按照國際慣例的統計口徑，將農戶的收入由原來記作勞動者報酬調整為記作混合收入，中國勞動者報酬佔比將在44%左右，也屬於一個較高的水平。

    另外一個就是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並不是大家認為的在連年下降。我們將農戶收入中的農林牧漁收入從勞動者報酬中剔除計入混合收入，發現從1992年到2007年，按國際統一的口徑勞動者報酬佔比並未下降，而是在穩定攀升。

    這就是説，真正在下降的是農村經濟的純收入對GDP的貢獻，而不是全社會公司化和工薪制就業的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

    日報：但現在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偏低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剛剛結束的五中全會公報裏也明確提到，要提高勞動者報酬佔比。您怎麼看這一狀況？

    華生：現在勞動者報酬佔比偏低確實已成為各界共識，但流行的觀點未必是正確的，學術研究的靈魂就是要堅持客觀性和獨立性。目前中國收入分配改革必須走出這種似是而非的認識誤區。澄清這個誤區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找到收入分配問題真正的要害和癥結，從而找到最有效的藥方。如果原因找錯了，你開出的藥方也不可能有用。

    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的高低受制于經濟發展階段，並不是越高越好。以為人為拔高這個比重就能縮小貧富差距，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更是一種錯覺。美國的勞動者報酬佔比在發達世界中最高，但它的貧富差距在發達國家中也是最大的。其實人為提高勞動者報酬佔比並不難，比如，每個人增加幾百元工資，勞動者報酬佔比一下子就提升很多點位，但是並不觸及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對縮小貧富差距作用很小。

    日報：您關於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的研究都是針對總量的，可中國有13億人呢，人均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應該是很低的。有沒有人均數字的比較？

    華生：因為現在大家通常説的都是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高還是低。如果説人均的話，無論人口多少，比較的兩邊都除以同樣多的人，結果完全一樣。

    日報：根據統計，從2003年以來，全國各級政府財政收入增長達到27.6%，居民收入增長平均不到12%，這給人一種居民收入被擠佔的感覺。

    華生：這也是一個認識上的錯覺。首先，居民收入不光是勞動報酬，還有大量的其他收入包括財産性收入，這是我們正在研究的下一個課題。其次更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就是切分蛋糕。現在問題的關鍵是蛋糕切給全體居民少了還是分得不公平？目前貧富差距加大不是這些年來蛋糕被切小了，大家都變窮了，而是分得不公平，居民中有人得的太多，有人得的太少，因此才叫貧富差距急劇拉大。當然，把給居民整體的那份蛋糕切大些對於增加居民收入也有幫助，儘管30年來蛋糕越來越大，但貧富兩極分化也更嚴重了。所以要認清主要矛盾，這樣才能真正找到有效解決問題的辦法。

    另外，關於政府收入的問題。只要大家想要政府承擔越來越多的保險、保障、教育、醫療和社會公共服務功能，政府收入佔比還會不斷上升，發達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的例子已經擺在這兒。

     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 財産差距在擴大

    日報：您同時還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並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這個跟普遍的觀點也是截然相反的。

    華生：是的，目前主流的認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國家的政策也以農民收入提高為基本立足點。但事實上，這依然是個基於統計口徑的認識誤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8年的3.33倍。但在這個統計中，最大的問題是城鄉人口的劃分。根據國家統計局現行的統計口徑，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即記作城市常住人口。這本來是國際通用的統計口徑，但在中國仍存在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有2億多農民工的特殊國情下，就會對分配關係産生巨大的扭曲。

    我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做了調整，將外出半年以上的農民工計入農村人口。調整後的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開始，小幅波動和緩慢下降到2009年的2.4倍。我們預計2010年的城鄉收入差距還會進一步縮小。

    日報：但從我採訪中接觸到的現象看，現在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確實是非常大的。

    華生：你説的是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貧富差距指的是財産差距。收入是流量，而財産是存量。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流量和存量之間有著相當大的脫節。我們這次特別指出，城鄉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城鄉財産差距的急劇擴大。

    因此，城鄉差距的真正挑戰是房地産泡沫造成的城鄉居民財産差距的成倍擴大，城市化的成本直線上升，這才是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轉型的主要障礙，也是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不得不面對的主要難題。

    日報：確實是這樣，房地産泡沫導致的高房價使得農民工進城安家成為奢望，所以現在的城鎮化很大程度是半截子城鎮化。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城鄉財産差距過大？

    華生：要解決城鄉的財産差距問題，單純地逐年增加農民的一部分收入已經遠遠不夠，關鍵是要從農民唯一潛在的主要財産——土地入手，以土地制度的變革來為大部分農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轉化階梯。所以，現在的房地産價格調控必須跳出頭痛醫頭的短線思維，與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與農民工家庭市民化的制度變革挂鉤，才能真正取得實效。

    日報：很期待您找出問題的癥結和開出的藥方。

    華生：恐怕這個藥方開出來時很多人要喊疼的，覺得太疼了做不了。調整既得利益是件非常困難的事。美國也是問題積累得很嚴重才調整，奧巴馬上臺時呼聲那麼高，但真做起來就舉步維艱，動誰一點都很難。對於縮小貧富差距這樣涉及人們巨大既得利益關係的調整，無痛的藥方一般最容易形成共識，但往往也是最不見效的。説提高比例誰也不會反對，但要減少誰就難了。要真想縮小貧富差距，其措施要比今天人們一般議論的泛泛之舉，痛苦得多得多。

    收入分配改革重點在再分配領域

    日報：在五中全會之前，學界有一個爭論，到底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在初次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您的觀點呢？

    華生：毫無疑問，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重點在再分配領域。目前我們初次分配領域也有問題，但不是市場本身問題，恰恰是市場力量被人為扭曲。全球公認的是初次分配以市場為主，再分配以政府為主，三次分配以社會為主（慈善）。如果初次分配再強調政府力量，那麼市場還在哪發揮作用呢？

    日報：從目前情況來看，初次分配似乎也不宜完全靠市場力量。比如，有些公司年利潤率達到百分之二三十，但員工收入剛剛達到甚至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線。有觀點認為，在中國目前勞動力供應總量仍然過剩的背景下，政府應該加強在初次分配領域的作用，不能完全交給市場。

    華生：政府在初次分配領域也要起作用，但主要是維護市場秩序和勞動執法，不是干預勞動力價格。現在戶籍歧視、就業歧視、超時加班等等這些明面上該政府糾正的違法違規都沒做或做不了，奢談什麼工資協商其實是挺虛偽的。所以，在初次分配領域首先是廢除歧視和干預，讓市場起作用。

    日報：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在於有人得的太多而有人太少。國家發改委也已經提出“提低擴中限高”的改革方式。有觀點認為，現在的關鍵是調節過高收入。您是否認可？

    華生：調節過高收入對於縮小貧富差距很重要。目前我國重要的是要改變對勞動者實行的高稅費歧視政策，改革財政稅收制度。貧富差距主要並不是勞動所得造成的。我們現行的稅收制度設計，還沿襲著計劃經濟時代的舊思維，重點控制勞動所得，卻大量放行資源壟斷和制度壟斷的暴利。城市樓價久調不下，不過是這種社會再分配機制錯位的典型例子。

    日報：我也聽到一些擔憂，比如提高工資可能減少就業崗位等等。這樣的擔憂是否多餘？我剛剛採訪歐洲工會研究院一位專家，根據他的調查，英國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後，並沒有出現原來擔憂的就業機會減少。

    華生：失業率居高不下是歐美社會的最大麻煩，在這方面他們沒有多少經驗可傳授。至於説歐洲的工會，他們這幾天還在組織大罷工要求更高待遇呢，我估計我們沒有學的本錢。

    對於勞動者報酬要有個清醒的認識。其實説勞動力供大於求，又要求政府干預強推工資，這在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脫離現階段國情提高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韓國、台灣地區勞動者報酬佔比曾經比較高，這些年也降到和我們差不多，而他們的人均GDP是我們的好幾倍。提高勞動者報酬佔比的前提是提高我們在國際分工産業鏈中的增加值。不改變國際市場上幾十幾百美元的商品，我們的增加值只佔一個零頭的現狀，勞動者報酬佔比是不可能人為提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