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邁出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一大步

　　由於歐洲經濟增長放緩，整體影響力有所下降，而中國不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發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全球的影響力也不斷上升，理所當然需要進一步參與全球事務。然而，從當前的格局來看，需要格外審慎：人民幣的國際化剛剛起步，離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還有很遠的路程，而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架構依然非常堅固。

　　IMF歷史性改革

　　既有金融體系依然堅固

　　⊙周子勳

　　本次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見證了全球經濟格局的歷史性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及代表權過低的國家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同時保護最貧窮國家的投票權”。此次份額改革完成後，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金磚四國”將進入成員國份額“前十名”，分別位居第三、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份額將從不足4%升至6.19%，超越德、法、英，位列美、日之後。

　　從當前的經濟實力看，由於歐洲經濟增長放緩，整體影響力有所下降，而新興市場國家不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發展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全球影響力也不斷上升。為了調整歐洲IMF份額過多，新興國家的份額較少的格局，理應增加新興國家份額。

　　不過，IMF配額改革的背後，實質依舊是對國際規則制定的一個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根據現有的國際規則，IMF成員份額基於國內生産總值、經常收支、外匯儲備等經濟指標來分配。成員國需要根據成員份額向IMF繳納資金，但同時也可獲得相同比例的投票權、IMF資金使用權以及IMF發行的國際貨幣特別提款權。

　　此外，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美元的霸權當前遇到了很大壓力，而為了讓全球繼續維持美元的地位，美國政府今年9月提出要改革IMF理事會，向歐洲施壓。美國財長蓋特納上月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歐洲國家擁有八九個IMF理事位子，因此十分不均衡。”

　　從本質上來説，發達國家主導的IMF對於目前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吸引力。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是，此前IMF表示，對席位要實行輪流制度，但美國反對任何形式的輪流制度。因為那將全面動搖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

　　事實上，IMF雖然在形式上看屬於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但實際管理和決策在美國，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目前IMF總額為2040億特別提款權，美國持有17.67%投票權，對主導國際貨幣制度具有一票否決權。而IMF條款規定，重要決策須經過85%以上投票權的表決通過。換言之，只要美國不點頭，IMF就無法做出任何重要決策。

　　這種格局也讓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一直以來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時，往往附加開放市場、體制改革等符合發達國家利益的苛刻條件。最具衝擊力的就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發展中國家向IMF求援時，IMF卻不顧發展中國家的實情，要求其實施財政減縮政策，造成發展中國家更慘重的損失。

　　正是基於對IMF解決問題能力的質疑，廣大發展中國家採取了一系列鞏固自身抵抗外界風險能力的措施，尤其是在此次危機中，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因此經受住了衝擊，在全球的影響力隨之有了大幅提升。在這種背景下，剛剛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有關中國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內容，出現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提法。對此，國內有學者表示，中國之所以選擇此時正式提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一是從中國自身發展看，客觀上需要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權利。同時，中國現已具備足夠的經濟基礎，有意願也有條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二是從外部因素分析，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聲音在很多國際事務中日漸不可或缺，許多經濟層面的國際事務，若無中國參與便難有突破。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期待也日益看漲。

　　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是一個事實，中國理所當然需要進一步參與全球事務，然而從當前的格局來看，需要格外審慎。實際上就全球事務而言，治理就需要制定規範，實質就是一直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的重建國際經濟新秩序。以目前的實力而言，人民幣的國際化剛剛起步，離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還有很遠的路程。而在已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歐美的競爭其實際都是左右手互相掰，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架構依然非常堅固。

　　（作者係資深財經評論員）

　　匯率：靠市場還是靠自律?

　　⊙姜 山

　　由於近期外匯市場的劇烈動蕩，上周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受到格外關注。在會後的聯合聲明中，各方提到了努力避免競爭性的貨幣貶值，設定經常項目收支目標等內容，然而，以鄰為壑的匯率戰爭是否能被阻止，卻仍是未知之數。

　　美國這次試圖通過設定具體的經常賬目餘額與國內生産總值之比為4%的上限，以干預他國匯率的努力，遭到了包括德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反對。儘管理論上説，經常賬目的長期盈餘不具有合理性，但這一嚴格量化目標的做法，卻顯然是為了將目前美國自身面臨的經濟發展壓力通過匯率上的變化轉嫁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如中國之類的新興經濟體之上。從這一角度説，美國其實是在通過一種非市場化的手段來達到其干預匯率的目的。

　　此次G20會議提出的匯率市場化決定，反映出各國對於匯率存在的無序波動和越來越多的國家試圖干預匯率以取得更為有利的國際貿易地位這一現象的擔憂。然而，市場化決定的措辭，卻並不能真正解決外匯市場上存在的諸多問題，如果各國不能真正在自身的貨幣、財政政策上達到自律，匯率的市場化決定只能成為一句空談。

　　匯率市場化決定，從表面上看，是要防止各國通過非正常的政府手段直接干預匯市，以獲得對自身有利的匯率價格。然而縱觀歷史，這種政府干預往往是在市場極度無序波動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任由市場自身來調解，有時候反而會造成當事國在經濟上的重大損失，其所帶來的後果，往往是未來匯率水平更大幅度的反向波動。

　　目前匯率市場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美國擬定的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所導致的美元大幅貶值。自6月以來，美元指數下跌幅度最大時接近了15%，部分貨幣對美元升值甚至接近20%。對於他國貨幣而言，美國這種貨幣政策事實上已導致了匯率價格偏離其應有的價值區間，已非正常的市場化波動。如果美元未來因為貨幣政策所出現的繼續放鬆而進一步出現貶值走勢，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採取干預匯率的措施從本質上説應屬正常的政策反應，也是對自身經濟發展的合理保護。但毫無疑問，這樣的政策干預也將會引發更大的市場矛盾，從而導致更大幅度的匯率波動，甚至可能引發政治上的直接衝突。

　　因此本次會議強調匯率市場化決定有著其合理的因素，然而要真正解決問題，其焦點恐怕並不該集中于市場化決定這一表面因素，而忽略了其背後所存在的某些具有儲備性貨幣地位的國家所具有的政策影響力，後者通過貌似市場化的方式對匯率所産生的非市場化作用，往往使之成為匯率市場變動的關鍵性原因。

　　因此，要改變匯率市場的無序波動狀況，降低爆發貨幣戰爭的可能性，更為關鍵的還在於各國特別是一些經濟強國採取更為自製的貨幣政策，儘管我們不否認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適度寬鬆貨幣政策是避免經濟二次衰退的必要條件，但如果不能把握好分寸，恐怕這一政策所帶來的，將會是比二次衰退更為糟糕的經濟局面。

　　（作者係東航金融註冊金融分析師、民建會員）

　　G20進入多元化博弈時代

　　⊙張敬偉

　　在本輪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由美國發起的對人民幣匯率的主攻被破解，20國財長達成避免“匯率戰”的共識。

　　世界經濟的復蘇趨勢脆弱而且不均衡。無論美、歐、日還是新興國家，在世界經濟的震蕩期只有合作共贏的使命，付不起貿易亂戰的成本和代價。經過幾輪G20系列會議的磨合，G20已成全球應對危機的穩固機制。更重要的是，在華爾街金融危機和歐元主權債務危機之後，歐美主導的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已出現分化，體現在G20框架內，就是迎來了多元化博弈的新格局。

　　美國這次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起激烈攻勢。會前，美財長蓋特納致函20國財長，呼籲各國限制貿易順差，停止操縱匯率以避免“過度動蕩”和全球貨幣戰，被英國《衛報》評價為“對北京幾乎未加掩飾地攻擊。”會上，蓋特納拉攏發達國傢俱樂部的G7成員，提出一項針對中國的提案，即為保證貿易順差不超過國內生産總值4%，對各國匯率調整進行制度化。但明確支持美國的僅法國和加拿大，出口大國德國和日本持反對態度。

　　可見，在匯率和順差問題上，中國並不孤獨，也有利益基礎一致的博弈夥伴。尤其是東道主韓國，對華貿易依賴已超過20%，中國萎縮出口不利於韓國經濟。為極力協調中美利益矛盾，韓國盡力發揮東道國作用，美國的“貿易收支數值和匯率挂鉤”提議遂未被接納。

　　吊詭的是，美國這個提議，反而有助於舒緩中國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客觀上，中國當下也並不希望過度的貿易失衡。因此，單就匯率和貿易順差問題，就出現了中美歐日之間錯綜複雜的利益博弈關係。

　　世界金融體系和貿易格局因為實力對比在調整，調整必然引發各方利益的損益轉移。但幸運的是，無論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強國，抑或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為本國利益博弈的同時並未忘記全球化時代的大局和責任。作為新興國家的代表，中國也積極地參與到這種多元的博弈中。事實證明，面臨人民幣匯率和貿易不平衡等諸多壓力，中國應利用G20的多邊機制，積極投入到多元化的全球化博弈之中。在多元化的利益訴求中，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必能找到破解之策。

　　（作者係財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