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觀察]城市化 新動力（三）：打破城市化藩籬(2010.9.29)

    中國經濟如何更上層樓？城市化能否帶來新動能？破解農民進城難題，打破戶籍藩籬，揭開房價迷局，城市化如何讓生活更美好？知名學者齊聚《今日觀察》，縱論城市化戰略的中國之路，五集系列評論——《城市化 新動力》。9月27日起為您奉獻。
   
    我們能否跨越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價？

    王建：龐大的一個住房需求，如果我們走現在的這個住房的這種政策的路，恐怕是走不下去。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到底面臨著多少阻礙？我們怎樣才能做到讓居者有其屋？系列節目《城市化 新動力》馬上展開評論。
       
    主持人（王小丫）：這裡是《今日觀察》，歡迎各位的收看。今天我們要繼續我們的系列節目《城市化 新動力》。就像上海世博會的宣傳語所講的一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化，也許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非常美好的未來的關於城市的藍圖。但是實際上，來到城市裏的人，卻發現自己面臨著無數的煩惱，而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價，也成為很多人無法跨越的一道障礙。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到底面臨著多少的阻礙？城市又怎樣才能夠吸引、留住更多的人呢？今天我們將就此展開評論。

    兩位評論員，一位是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的秘書長王建先生，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評論員劉戈。

    首先呢，我們今天的這個評論，要從一群不堪大城市房價壓力，想要逃離大城市的年輕人開始。
   
    網友：經濟壓力，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房價，還有消費水平的話，當然壓力還是有的。

    在國內的一些視頻網站上，北京、上海、廣州幾個大城市的年輕人，通過這樣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大城市生活的憂慮，這些視頻錄製的時間大部分都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這也是幾個大城市房價上漲最為火熱的一段時間。

    房子的壓力讓所有打算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感受到了，但仍然有越來越多的人涌入北、上、廣這樣一些一線大城市。正在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就引發了這幾個城市關於人口壓力的討論。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已經有1900多萬常住人口，廣州則是1025萬，而今年三月份，上海市市長韓正就親口表示，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經突破2000萬。

    城市規模越來越大，買房、租房、堵車、噪音，也像一道道緊箍咒，纏繞著每一座大城市。城市會讓生活更美好，但城市的生活也很煩惱，離開還是留下，這成為了中國的城市化不得不面對的一道選擇題。
   
    主持人：那麼這個高房價會在多大程度上阻礙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呢？

    劉戈：你看，一方面來説城市化的預期推高了房價，現在翻過來呢，高房價又阻礙城市化，現在形成了這樣一個悖論。我有一個親身的經歷，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在去年年底的時候離開了北京，回到了他的老家成都，那麼他們應該説兩口子在北京幹的也比較成功，也有自己的房子，也有車，最後為什麼回去了呢？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在甲流，打疫苗的時候，他的孩子上小學，但是因為沒有北京戶口，人家別的孩子打，他的孩子不能打，所以這對他來説是一個心理上的刺激；另外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孩子上了小學以後，父母要從家鄉來了以後來照看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學，那麼這樣的話原來六七十平米的房子就不夠住了，他們本來也打算去改善一下住房，結果碰到去年那個房價高漲，原來的計劃就泡湯了，那麼這個時候大家一商量，成都正好也有新的工作機會，那麼好，我們回到老家去，他是這樣的一個選擇。從他的這個選擇上來的話，好像他是一種逆城市化的這樣的一種選擇。

    王建：剛才劉戈講這個故事，其實他還是講的很多城市白領，他們現在因為像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房價太高了，他過不下去了，他走了。我們現在講的城市化，它話的是農民，它是讓農民取得市民的身份，比如説我們現在有兩億農民工，這兩億農民工本來他已經參加了城市的經濟建設過程，他應該是帶著老婆孩子在城裏邊來居住的，如果一個家庭是四個人，我們現在農村統計，就是一個家庭大概四個人，那麼這樣的話應該有8億人在城市居住，這麼大量的農民工，當他們轉換身份的時候，那你説是不是會産生一個更大的對房屋的，住宅的需求，那麼是不是房價就成為阻擋他們的更大的一個阻礙了，因為白領，至少還有個幾千塊錢，但是農民工一個月千把塊錢，這樣的話，對於北京像四環以裏的一平米33000的這樣的價格，誰受得了呢？但是呢，我要講的是什麼？就是對於一個國家，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就是在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它的生産要素的價格是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過程而不斷上升的。比如説像我們參加工作的時候，我們也是幾十塊錢，那麼到現在國家給我們也是幾千塊錢了，那麼這個工資上升的過程，表現的是一個人的要素，作為生産要素它的價格提高的過程，土地作為一個要素它也是要上升的，而且土地它應該上升的幅度更大，因為在中國我們人是富餘的，但是土地特別稀缺，那這樣的話，當然高房價就是一個阻擋中國推動大規模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主持人：確實這個難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但是居者有其屋，那麼讓每一個在城市生活的人都能夠有一席之地，居住的一席之地，其實政府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説從宏觀調控的這個角度就蓋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現在我們通過一個短片來了解一下。
   
    為解決房價問題，政府在對房地産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同時，也開出了保障房的藥方。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公佈了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具體套數，300萬套。

    在北京，今年開工建設500萬平方米公租房，明年將向社會投放6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房。今年全市計劃完成建設收購公共租賃房一萬套以上，用於建設收購公租房的公積金貸款不少於45億元，同時今年朝陽、海淀、豐臺等區都將啟動城鄉結合部改造，這些村建公租房的配租，有望放開戶籍限制。

    深圳，“十二五”規劃新建住房中，保障性住房與商品房的比例將由之前的2：8增加為4：6，計劃建設的68.2萬套新增住房中，將有40%為保障性住房。

    住房城鄉建設部官員指出，今年是保障性住房投資最多，建設規模最大的一年，全國新開工和通過購買、改建等方式籌集的廉租住房已達185萬套，新開工經濟適用住房124萬套，但是保障性住房建設的進度仍然不盡人意，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按照國家下達的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全國需投入資金1676億元，但截至去年8月底，僅完成投資394.9億元，完成率僅為23.6%。
   
    主持人：這些年關於這個房子有很多新的名詞，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比如説經適房、限價房、廉租房、公租房等等這樣的一些房子，那麼這些都是政府提供給大家的一個保障性住房的不同的品種吧，應該説是不同的門類，那麼這些是不是能夠滿足來到城市的人口的需要呢？或者説能不能讓進城的農民的住房問題得到解決？

    劉戈：其實這種安排，另外一種安排，所有的這些安排，我們看到的主要是對本城的、有戶籍的這樣的一些人口來安排的。

    主持人：也就是説還是對於城市人口？

    劉戈：然後現在考慮到夾心層，就是所謂的城市的白領，但是單單有一個最巨大的一個群體，就是外來農民工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系統的制度安排，舉一個例子，我們家曾經用過一個小時工，那麼有一天突然在做工的時候突然接到電話説，房東説你趕緊回家，你們家的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扔到院子裏了，因為房子要拆遷，但是她自己反倒是比較淡定，我説趕緊回家，她説不著急，沒事，為什麼這麼淡定呢？因為她在北京的這十幾年，她來北京已經18年了，孩子已經16歲，她已經無數次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這些整個的這樣的一個巨大的群體，他們怎麼來住房？沒有制度上的安排。

    主持人：其實看到這個問題還是比較嚴峻的，一方面是低收入的，就是有著城市戶口人的這樣的一個群體，另外一方面就是真正的，就是要轉變生活和生産方式的農民，他們要進城來面臨的這個住房的問題。

    劉戈：對。

    王建：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就是未來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是農民轉換身份成市民的這一部分，剛才我講了，大概有8億人口需要做這個事情，那麼還有呢，就是我們現在還有4億多已經取得城市身份的，或者長期在城市居住的人口大概還有4.5億，那麼這裡邊呢，據現在的了解，大概有40%左右是已經買過商品房了，那就是還有主體，60%，大概2.5億人他們還沒有完成這個商品房的購買，那麼再加上未來還要新增8億，就是中國還有10億人口他們需要解決住房問題，這樣的一個龐大的一個住房需求，如果我們走現在的住房的這種政策的路，恐怕是走不下去了，因為199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房改，那麼房改的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市場化，大家都去買房子，但是呢，剛才我講到就是中國土地這麼稀缺，那麼老百姓仍然是買不起房的，我們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最終不是靠大家就是都要去買房子了。我們要靠二次房改，我們看到就是美國、法國、德國、英國還有我們的香港，還有新加坡等等，都是一半人要住政府提供的像廉租、公租，像這樣性質的房子，那麼就是説呢，即使是人家房屋供應比較充足的時候，人家也考慮這種做法，更何況像中國這樣一個國情，所以我們一定要進行二次房改。所謂我講的二次房改，就是有一半人他們由政府來解決住房問題，政府拿這個錢出來，給他們蓋房，政府把這個土地批租出來是不可以再收錢的，當然了，我覺得這個對政府來説呢，也是一筆值得做的生意，如果説的話，因為什麼呢？就是我們知道，中國這個，因為土地、地産稀缺，它是有長期升值價值的，那麼政府如果説在現在我們拿出一筆錢來蓋房，給這些租房戶，那麼到了15年，20年，或者30年的時候，我們搞一次房改，就像我們這些人所經歷過的一樣，把他們的租房轉變成賣的房子，到那個時候房屋價格可以升值很多。

    主持人：也就是説還給他們一些時間有一個財富積累的過程。

    王建：對，現在呢就是什麼呢，比如説公租房，廉租屋那就不用講了，廉租屋就是很便宜，幾十塊錢就應該讓人家一個城市的三口之家有一個兩室一廳，公租屋我覺得大概有個四百塊錢，五百塊錢，讓這個，比如説新進來的這些農民，或者甚至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有一個六十平米、七十平米的兩室一廳，讓他們能租得起，住得起。

    主持人：我們也看到高不可及的房價就像一堵高高的墻擋住了很多要進城的人，那麼在接下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過程當中還有哪些阻礙，阻礙著城市化的發展呢？稍候繼續我們今天的評論。
   
    主持人：那麼目前我們在這個城市化進程的過程當中還有哪些主要的阻礙來妨礙著我們？

    王建：我想現在這個阻礙還是挺多的，如果説到主要阻礙我想第一個恐怕就是我們現在的財政體制，這個城市化遲遲的不能夠被推動，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它沒有這麼大的積極性。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就是地方政府它有一個預算，它是正常的財政收入都是被用於“人吃馬喂”了，它這個機動財力是很少的，那麼土地出讓金收入是他現在最大的一塊機動財力，據有的統計，好像説土地預算大概相當於正常預算的60%，甚至在有的城市會更高，那麼地方政府的批租既然是有這麼大的一塊利益在那擺著，那麼他如果拿出來給城市的居民或者説是進城的農民工蓋那些不能獲得批租收入的土地，他恐怕就很難了，但是呢，你不讓他收這一塊呢，他又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財政講究“財權”和“事權”要統一，你有很多責任要讓地方政府去負，那麼你不讓他有這一塊收入，那他這個事情他就不要做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要讓他的財權和事權統一，不要讓他收這塊錢，讓他做這個事情的話，那麼就牽扯到財政體制的很大的一個改革。比如説，我們現在這個財政體制是以分灶吃飯為特徵的，比如説像增值稅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那麼拿到這個稅源以後，中央和地方要統一分成的。那麼但是西方國家就沒有這種，聽説都沒聽説過，中央和地方要分灶吃飯，沒有這個事情，他們是一种先集中後返還的財政體制，就是這個聯邦稅收，像美國聯邦稅收集中了大概是80%多，90%，甚至是這樣的比重，那麼大概有10%上下的稅收是州的稅收，那麼地方要幹什麼事情，中央根據他們的需要再給他們返還稅收。那麼中國是不是需要有這樣一種財政體制，才能夠讓地方的那種土地的這種批租收入和他們地方的利益脫勾呢，我想如果要是這麼做的話，可能能夠實現這種，就是把這個城市化的這道藩籬給他拆掉，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阻礙。還有一個呢，説起來呢，我覺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就是中國一方面，我們土地非常稀缺，可是另一方面很多城市是“限高”的，比如説像上海，像北京，就是容積率只給到4就不給了，這個我曾經計算過，就是中國的，我們用建築面積對城市建成區的面積之比，這個叫“城市的毛容積率”，毛容積率在日本是2。

    主持人：咱們國家是多少呢？

    王建：中國平均不到0.6，像上海這樣才到0.8，北京的只有0.3幾，像台灣省大概是1.2，我們的香港是1.6，北京怎麼這麼低呢，怎麼上海這麼低呢，所以呢就是，對於對現有的舊城市進行改造，提高容積率，從現在的“限高”變成一個“限低”，這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這是城市設計，城市規劃觀念當中的一個轉變，如果沒有這道藩籬的話，我想我們這個房價也不會這麼高。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農村的戶口問題，就是我們在今天我們給農民一個城市戶口，可能人家已經不想要了，因為在農村這個戶口變成城市戶口之後，他別的什麼他也得不到，只是一個城市戶口了。實際上呢，就是他們進城以後，他們需要有一個社會保障，比如説失業保障、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像這些我們都應該給他，那麼還有呢就是住房，應該給他一套廉租，因為農民，剛一開始經濟底子是很薄的，但是像這些制度我們現在都沒有，可以説都沒有，還有一個牽扯到就是不光是農民進城的問題，農民進城以後，他在農村的土地怎麼辦呢，那麼這個土地怎麼處理，那麼這實際上就是這個城市化的過程還牽扯到農村土地制度的安排問題。

    主持人：現在就這個問題我們再來聽一聽都有什麼樣的觀點和評論。
   
    張平（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由於地方政府比較依賴於土地的城市化，所以各個地方的發展都基本上走了一條迅速的土地城市化的過程，大致的北方地級市都在原城區擴的5到8倍，南方也擴到3到5倍，但是人口的城市化卻是相對緩慢，你現在的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快的這麼多，使得我們想通過城市化改變中國的人口分佈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一些東西都是顯得比較滯後。（一個很重要的）解決方法就是要把城市化發展，特別是居住這個問題要納入福利目標裏頭。
   
    主持人：剛才我們談到了這麼多的障礙，都是主要要解決的這些障礙，那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真正的做到世博會的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劉戈：對，應該城市讓所有的人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讓有城市戶口的人生活更美好，現在其實大家選擇住在什麼城市是怎麼選擇呢？實際上是跟著工作走的，那麼現在我們的工作機會，工作崗位大多在大城市，沿海城市，但是恰恰這些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