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養老保障被指存諸多缺陷 空巢家庭逐漸增多

　　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

　　在這場關注老齡化的浪潮中，爭議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錢”的問題。待遇差特別大、存在制度性結構缺陷也是頗為尖銳的問題。

　　業內人士認為，要化解老齡社會日益逼近所帶來的潛在危機，相關應對策略就應儘早走向機制化、體系化，並進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層面

　　“人活著，錢沒了”——未富先老，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極大的隱患和挑戰。

　　近期，來自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中國老齡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諸多層面帶來的衝擊空前強烈。而與此同時，有業內人士指出，我國在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上還存在著制度準備不足、老齡保障和服務發展滯後等薄弱環節。

　　早在去年，國務院副總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主任回良玉就將老齡化問題提升到“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的高度。業內人士指出，中央對老齡化問題的高度重視，將有利於促進有關部門在養老、醫療、福利、社區服務等應對措施上的完善。但要想真正地化解老齡化危機，並且變“危機”為“契機”，就要從制度建設入手，力爭為老齡事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寬鬆的法律政策環境。

　　2011年以後的30年裏，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一名在北京已經成家的白領告訴記者，讓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壓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後兩個人要照顧“4個老人”。

　　“因為我們都是獨生子女。”這名白領説。

　　老齡化問題聽上去很遙遠，但實則已經日益逼近：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于9月10日發佈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後的30年裏，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到203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日本，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到2050年，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李寶庫近日也公開表示，中國正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預計205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將佔3成，達31%。

　　而在由全國政協舉辦的“21世紀論壇”召開的主題為“通過養老保險制度化化老年危機為老年紅利”的專題研討會上指出，2015年勞動人口將開始下降，老齡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會開始下降。也就是説我國的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到2039年，我國將出現不足兩個納稅人供養一個養老金領取者的局面，這被稱為“老齡社會危機時點”。

　　根據聯合國人口老齡化的標準，一個國家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比例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高於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了老年型社會或老年型國家。據統計，目前中國老齡人口已超過1。67億，佔人口總量的12。5%，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2。43億。

　　而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人口數據預測，201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達到12%，低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齡化問題尚不突出。但是，2011年以後的30年裏，中國人口老齡化將呈現加速發展態勢，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年均增長16。55%，204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達28%左右。在這30年裏，中國開始全面步入老齡化社會。到2050年，60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將超過30%，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目前為止，我國的養老金制度體系上講的是“制度覆蓋人員”。但是，城市人和農村人、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待遇差特別大

　　在這場關注老齡化的浪潮中，爭議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錢”的問題。

　　“到2030年，我國將成為全球老齡大國，這期間的20年裏面我們要籌集多少錢來養老，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經濟學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委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馬光遠博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社會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問題在於“我們養老的錢來自哪，這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多問題，包括農村的新農保一個老人每個月12元，這個是遠遠不夠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教授告訴記者，當前我國養老金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碎片化。

　　“到目前為止，我國在養老金制度體系上講的是"制度覆蓋人員"。但是，城市人和農村人，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説缺少一個統一的制度。按理説，全國範圍內的養老金制度是應該整合起來的。”楊燕綏説。

　　而由“碎片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待遇差”。

　　“養老金制度本身是強調公平的，但是現狀是待遇差特別大。”楊燕綏説，“例如農民每個月可以領到55元，而事實上，我在廣東調研的時候發現當地的很多農民一年都不去領，一個原因是嫌少，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農民們並不靠這每個月的55元過活。而城市職工不一樣，他們的1200元是按時要領。也就是説他們是依賴這個來生活的。這樣，農民的55元移植到事業單位是4000元左右，公務員則是5000元左右。對於這樣大的一個差距，容易引起社會的不和諧。”

　　從55元到5000元這樣一個待遇差，背後還有相應的“貢獻”問題。楊燕綏認為，對於企業的職工來講，他們是要交付自己工資的8%出來，而企業要交20%，加起來28%的費用，才能取得一個1300元的養老金水平，而相應的，事業單位人員和公務員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就能取得三四千元這樣的水平，這樣的差別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來，第三個問題出現了：制度性結構缺陷。

　　在楊燕綏看來，“待遇差”的出現，最關鍵在於，缺少一個好的制度結構。“一個好的結構才能帶來公平和低負擔，所以説中國的養老金制度亟待結構性調整”。

　　我國正在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象，隨之而來的是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等方面的挑戰

　　除了養老金存在一系列問題外，目前的養老保障同樣被指有諸多缺陷。

　　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任季萍告訴記者，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比較嚴峻，老年人口規模較大，人口老齡化增速較快，此外還存在著“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現象。因此，人口老齡化在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等方面向我們提出了挑戰：

　　首先是醫療保障壓力大。老年群體是醫療衛生資源的重要消費對象。衛生部曾經有過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倍，傷殘率是全部人口傷殘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衛生資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衛生資源的1倍。在我國衛生醫療事業發展較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狀況下，老年人看病難、看不起病的問題比較突出。

　　另一個問題是養老服務市場供給缺口大。全國幾次較大規模調查的數據表明，我國約有3250萬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長期護理。相關調查還表明，我國老齡人入住養老機構的需求正逐步提高。但是目前專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設施嚴重不足，服務項目和服務內容不全，服務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老齡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是“短線”之中的“短線”。僅以養老床位測算，按照國際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進入機構養老標準，我國至少需要800多萬張床位，而現在只有約250萬張，缺口達550多萬張。

　　由於養老保障和養老服務的不足，許多社會問題隨之産生，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空巢老人”。

　　來自民政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目前情況看，“空巢家庭”正在逐漸增多，許多老年人都存在苦悶、孤獨、抑鬱、煩躁、多疑等情緒，嚴重的甚至會産生幻覺和厭世的想法。他從自身的工作實踐中感受到，老年人的生理變化和心理變化障礙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調查也顯示，全國城市地區有近一半的老人沒有子女相伴，而農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佔到四成左右。如果考慮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打工因素，農村空巢化更加嚴重。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陳勁松告訴記者，中國人講究頤養天年，大家都希望晚年能過上幸福安穩的生活。對於老年人的親屬來説，家裏老人的生活問題是一件大事，老人生活得好整個家庭都會和睦，老人問題沒解決好，整個家庭都會因此而不和諧。放到整個社會層面來講，任何人都會老，大家對於自己老齡的生活有意無意地都會形成一個期望值。如果現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沒有解決好，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的情緒。

　　老年人問題關係到“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從長遠來看，相關應對策略應該走向機制化、體系化，並進一步上升到法律層面

　　對於老齡社會逼近所帶來的種種潛在危機，業內人士一致認為，應著眼于制度建設以此來化解危機。

　　楊燕綏認為，在未來，應該致力於建立與人口結構相匹配的養老金分配結構。

　　“面對老齡化社會步步逼近的情況，西方國家一般提前30年開始做準備。我們也在準備，但是要注意養老金的制度結構是最重要的，這個結構要既能解決當前的消費，保證老年支付，又要能應付未來的老年化，還要有激勵性。因此，不可能把養老金的負擔都放在政府身上。”楊燕綏説。

　　楊燕綏指出，還有一種比較好的養老金制度結構是“中央統籌國民化”。“由中央統籌支付國民基礎養老金，就是能讓人吃飯的那部分錢，當有人想放棄這種待遇時，應該給予其獎勵證書。但這部分錢的比例不應太高，達到上一年人均消費的50%就可以了。我曾經算過，這部分錢相當於一點五到兩個百分點的GDP。這個結構在理論上能夠讓我們老有所養。”楊燕綏説。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要靠這個過活，所以在第二個層面，人們應該把自己人生前期的貢獻和老年的生活之間獲得一個平衡，將多餘的錢建立個人賬戶，由政府、市場和個人共同管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制定政策來構建養老金的管理系統和養老金市場，使養老金有一個保值和增值的環境。企業來幫助個人積累，而個人也拿出一部分來投資養老金，共同來使養老金進入市場領域。”楊燕綏説，“這樣雖然有風險，但是同時也有相應好的回報。經濟好的時候把經濟成果向養老金賬戶轉移，經濟不好時就使養老金遠離市場，總之是優先考慮養老基金，這樣二三十年以後，每個人的賬戶都應該是豐厚的。這叫個人賬戶的全民化、制度化、市場化。”

　　對於養老保障和養老服務方面存在的不足，陳勁松認為，一個和諧的老齡化社會會讓社會關係的各方面都達到和諧，讓很多社會問題消弭于無形，從而促進國家長治久安。而要實現和諧的目標，有三方面的問題必須著重注意：

　　首先是老年人的安全問題。陳勁松説，一些地方都出現過這樣的情況，老年人病了甚至過世了好幾天才被人發現，這都是與和諧社會的宗旨相違背的。社會各方應當對廣大老年人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次，提升老年人的權益和地位。“中國自古就有尊老愛幼的傳統，但這一傳統一度有所失落，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逐步健全，現在已經到了重拾的時候，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和法律地位應當得到全社會的認可和尊重”。

　　最後，在邁入老齡化社會之後應當發掘老年人這個群體自身的潛力。“隨著人口平均壽命的延長，很多老年人其實還有為社會作貢獻的願望和能力，應當充分滿足他們的願望，這也能促進老齡化社會的和諧”。

　　“維護老齡化社會和諧的相關應對策略應該走向機制化、體系化，並進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層面。”陳勁松説。

　　來自民政部門的工作人員也認為，要結合老齡化發展趨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養老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認真研究制定和完善老齡事業發展和法規政策體系，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各種合法權益。同時，積極協調有關部門推進養老、醫療、福利、社區服務等老年保障法規、政策的制定、修訂和完善，為老齡事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寬鬆的法律政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