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杭州峰會有哪些看點

網評經濟 來源:央視網 2016年09月03日 09: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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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世界經濟雖然保持復蘇增長態勢，然而增長動力不如預期，國際貿易增速大幅下滑，傳統發展方式深層矛盾持續作用，全球化既有模式發展面臨瓶頸制約。在世界經濟面臨深度調整與增長低迷形勢下，中國作為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第十個輪值主席國，即將在杭州拉開第十一次G20峰會帷幕。

　　G20峰會機制對引領國際社會創新增長與再造繁榮具有責無旁貸使命，中國在與國際社會合作推動全球經濟轉型發展上具有特殊重要性與能動性，世人期待G20領導人能在美麗的西子湖畔深謀遠慮、凝聚共識，引領發展新潮流。為此，G20峰會中國年以“創新、活力、聯動、共享”為主題，精心謀劃、紮實工作、深化合作、銳意創新，取得多方面重要突破與進展。

　　一、提升結構性改革地位與引領作用

　　G20杭州峰會將確定結構性改革的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全面提升結構性改革在G20框架內的政策地位與引領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宏觀政策相結合，將對全球經濟貢獻標本兼治的“中國藥方”，有望提高世界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更好實現創新增長方式與引領發展潮流目標。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是中國舉辦G20峰會的重要貢獻。

　　結構性改革政策與需求管理型政策相對應，側重改善供給側結構並提升其效率水平，強調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以提高經濟競爭力、潛在增長能力與失衡調整能力。結構性改革涉及各類産品和要素市場，涵蓋財政稅收、金融、貿易、投資、社會保障等廣泛政策領域。結構性改革概念發軔于上世紀70年代，逐步發展成為觀察討論經濟增長與更廣泛發展問題的一個基本分析範式。

　　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後，世界主要國家聯手實施大規模貨幣財政刺激措施，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一直實施超常貨幣刺激政策。這類需求政策對扭轉經濟下滑與維持經濟復蘇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危機後八年全球經濟未能根本改變增長乏力態勢的事實説明，僅僅依靠需求刺激政策難以推動全球經濟擺脫危機陰影並再造繁榮。合理穩健的政策框架應體現長期結構性改革與短期需求管理政策適當配合，包含激活市場政策與社會托底政策的大體平衡。

　　習近平主席2013年第一次出席在聖彼得堡舉行的G20峰會發言時，就呼籲G20各國“採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強調“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經濟競爭力”。習主席在去年G20安塔利亞峰會上進一步指出，對經濟問題要找準病灶，對症下藥。後危機時期客觀經濟形勢昭示世人，全球低增長困境表像是需求不足，更深層次原因則源於中長期結構性問題，推進結構性改革是治本之道。

　　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宣言承諾“要在結構改革上做出顯著成效”。2010年首爾峰會將結構改革作為獨立議題討論形成多方面承諾，近年G20對結構性改革重視程度提升並做出一些努力，然而整體改革進程與成效不如預期。中國把結構性改革作為G20財金渠道重要議程。2月26日中國財政部、IMF、OECD在上海召開“G20結構性改革高級別研討會”，推動G20各方就結構性改革加強交流和凝聚共識。

　　據財政部長樓繼偉介紹，G20各方首次就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條指導原則，優先領域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開放、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鼓勵創新、促進財政改革等方面，每個領域下包括若干項指導原則。同時制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包括勞動生産率、就業率等在內的12個指標，涵蓋了大多數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G20各國同意根據指標體系每兩年就改革的進展進行一次評估。

　　中國在危機後較早認識到超常刺激措施難以持續因而較早實施退出政策。十八大以後中國決策層審時度勢謀劃長遠，把經濟方針從一段時期比較倚重需求側宏觀調控轉向更加重視改革調整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政策組合，去年底進一步提出在適度提升總需求同時著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在大國中率先積極探索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發展。G20杭州峰會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彰顯中國大國經濟方針內外貫通邏輯一致特點，有助於在國內改革發展與全球創新增長方式之間形成積極互動關係，其長遠影響將隨著時間流逝逐步顯現出來。

　　二、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

　　國際金融危機凸顯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存在諸多局限，不適應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需要。另外中國等新興大國發展改變全球經濟格局也必然要求不斷改進完善國際治理架構。如果説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是G20基本使命，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則是G20優先合作領域之一。中國擔任G20峰會主席國後重啟2014年後暫停工作的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與各成員國密切合作做了大量切實有效工作，並在7月成都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形成《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把G20改革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工作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擴大SDR使用範圍是尤為引人注目的進展之一。人民幣于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後，推動G20各國就擴大SDR使用以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達成共識。中國率先同時以美元和SDR發佈外匯儲備、國際收支與國際投資頭寸數據，在國際上引發積極反響。考慮SDR債券可以降低匯率和利率風險，提供多元化資産配置，中國積極推動培育發展SDR債券市場工作。據央行介紹，9月杭州峰會前世界銀行將在我國銀行間市場發行首筆SDR債券。

　　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舉措也有重要創新舉措。全球資本流動使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資本外流壓力，完善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全球、區域、雙邊及各國自身儲備等多個層次，但是各層次之間缺少協調，資源難以整合高效利用。中國是IMF第三大成員國和“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最大出資國之一，推動促成IMF與CMIM於今年9月開展聯合救助演練，考察兩者在危機救助中的協調問題。聯合演練倡議得到積極響應，G20呼籲其他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開展類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有效性。

　　再次是積極推進下一步IMF份額總檢查和改革。2016年1月，歷時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終於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國的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礎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與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議題。由於2010年改革方案落實不久，一些國家對改革動力不足，各方對份額公式等技術問題分歧明顯。面對複雜局面我國有關部門與IMF開展技術磋商，與各方加強協調，探索下一步改革道路。

　　另外在推動發展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也有突破性進展。我國積極推動制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成為該領域第一份國際性指引文件，其中更新了G20普惠金融指標體系使其更加科學和完善。今年G20峰會還首次把綠色金融議題引入議程，中國倡導創建綠色金融研究小組。G20杭州峰會有望通過第一份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明確綠色金融的定義、目的和範圍、面臨的挑戰，為發展綠色金融獻計獻策，支持全球可持續發展。

　　三、改善體制政策促進貿易投資

　　國際貿易與投資如鳥之兩翼與車之雙輪，對全球經濟增長髮揮關鍵推動作用。近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與國際貿易與投資形勢低迷也存在直接聯絡。如何遏制少數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衝動，降低國際投資面臨的有形無形壁壘，通過制度創新與政策調整為貿易投資注入更大活力，是推進結構性改革與提振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在中國引領推動下，今年G20在改善體制政策促進貿易投資領域取得多方面突破性進展。

　　一是設立G20貿易投資工作組。2016年7月10日G20貿易部長上海會議歡迎建立G20貿易投資工作組，批准《G20貿易投資工作組工作職責》。這是中國作為G20主席國設立的唯一G20專題工作組，有望為推進國際貿易與投資增長提供機制化平臺並釋放持久動力。

　　二是在國際貿易增速持續低迷形勢下，G20貿易部長會議批准《二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鮮明表達支持多邊貿易體制與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共識立場。文件重申世貿組織在當今全球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繼續致力於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透明、非歧視、開放和包容的多邊貿易體制，進一步加強世貿組織。文件重申此前關於維持現狀和撤銷已有保護主義措施的承諾，並將承諾延長至2018年底。這對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規避區域貿易安排“碎片化”風險，推動國際貿易健康發展具有積極引導作用。

　　三是推動制定全球投資政策指導原則。不同於國際貿易有以WTO為核心的多邊體制，國際金融有以IMF為核心的體系架構，國際投資領域不存在具有約束力的多邊體制安排，而是被數以千計的雙邊投資協定所分割，不利於跨境投資合作發展。中國倡導G20成員國“在自願基礎上共同探索制訂非約束性的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或框架”，上海貿易部長會議通過《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確立反對跨境投資保護主義，營建開放、非歧視、透明和可預見的投資政策環境，加強投資保護，確保政策制定透明度，投資者企業責任等九大原則。形成多邊投資規則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中國啟動這一進程具有開創性意義。

　　四、積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

　　基礎設施投資是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抓手，更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發展“短板”。通過G20務實合作積極擴大各國基礎設施投資，短期可擴大經濟總需求，長期可提升潛在供給能力，因而對全球經濟增長髮展可發揮功在當下利在長遠的積極效果。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復蘇乏力，通過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促增長成為G20普遍共識。在中方推動下，G20杭州峰會有望在促進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上取得多方面重要突破。

　　一是鼓勵多邊開發銀行聯合支持基礎設施投資。世界銀行等11家全球主要多邊開發銀行（MDB）響應G20號召首次聯合發表了《MDB關於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的聯合願景聲明》，並制定了支持高質量項目的量化目標。二是促進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首次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引入G20議程，通過《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推動跨境基礎設施網絡建設，促進物流、人流、信息流等要素的流動。三是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基礎設施。會議核準了《基礎設施和中小企業融資工具多元化的政策指南》等成果文件。

　　五、合作應對全球性産能過剩

　　近年鋼鐵等行業出現全球性産能過剩，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與國際經貿關係的熱點問題之一。經G20成員國協商同意，鋼鐵等行業産能過剩第一次成為G20討論議題。2016年7月G20上海貿易部長會議與成都第三次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會議，都在各自聲明與公告中闡述了G20成員國有關鋼鐵等行業産能過剩的共識性看法與政策方針。

　　一是直面“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和市場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業産能過剩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這些問題對貿易和工人産生了負面影響。”二是指出“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産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機構提供的補貼和其他類型的支持可能導致市場扭曲和造成全球産能過剩問題”。三是“承諾加強溝通與合作，致力於採取有效措施應對上述調整，以加強市場功能和鼓勵調整。”“G20産鋼經濟體將參與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産能過剩問題的行動，包括參與定於2016年9月8-9日召開的經合組織鋼鐵委員會會議。”

　　隨著後危機時期全球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發軔于新世紀初年的新一輪世界鋼鐵産業轉移進入最為關鍵與敏感階段，伴隨各方調整壓力矛盾呈現上升趨勢，客觀上需要借助國際合作機制加以溝通、協調與化解。G20有關表述中體現的合作應對矛盾方針，“加強市場功能”推動調整的政策取向，指明了應對全球性産能過剩的正確方法。G20直面鋼鐵等行業産能過剩問題，客觀上有利於中國鋼鐵崛起與新一輪世界鋼鐵産業轉移平順展開，有助於提升G20協調化解現實矛盾的務實功能，對探索G20從危機應對向常態治理機制轉化有積極啟示作用。

　　六、加強充實G20宏觀政策協調

　　開放宏觀政策溝通協調是G20合作的重要領域。今年G20財金渠道努力推動各方拓寬充實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內容，對促進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穩定發揮積極成效。

　　針對年初金融市場波動形勢，2月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指出“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首次承諾“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重申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重申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4月和7月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繼續針對經濟形勢變化相機抉擇採取應對政策。

　　上述努力減少了政策不確定性與潛在負面溢出效應，對增強信心穩定市場並維護全球宏觀經濟穩定大局發揮了積極作用，不僅有助於為開好G20杭州峰會創造良好宏觀經濟環境，也顯著拓寬充實了G20宏觀政策協調領域與內容。

　　另外中國協調G20就“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達成共識，首次提出綜合運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等政策工具，把短期需求政策與長期結構政策結合起來推動經濟增長。

　　七、杭州G20峰會意義深遠

　　大國崛起引領發展潮流與國際治理架構轉變，註定是一個充滿矛盾坎坷的歷史過程。G20峰會的歷史淵源與演變過程從一個側面顯示，戰後形成的治理架構既有局限性也有積極功能，並且隨著經濟格局演變存在自我調整與嬗變可能。事實表明，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積極參與多邊、區域、雙邊合作，不僅能夠拓寬自身和平發展的必要空間，並且能對引領世界發展潮流做出特有的能動貢獻。

　　從上述梳理幾方面情況觀察，即將舉行的G20杭州峰會，有望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引領發展潮流與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與進展，成為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我國成功舉辦G20杭州峰會，對國內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堅定增強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與信念，也將産生顯著的積極促進與推動作用。（作者盧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