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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王陽明的坎坷人生與思想智慧

文化藝術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11日 15:33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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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學的影響與現代意義

      陽明學的影響 陽明學産生以後,迅速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王門弟子分化成為浙中學派、江右學派、泰州學派等,遍佈中國十幾個省,尤其是在中下層民眾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因為陽明學“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張,擺脫了長期的文字訓練和經典閱讀,是一種簡單直截、當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夠引

      中下層老百姓的極大興趣,直接推動了儒學平民化運動,構成了對官學也就是朱子學的衝擊,實際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當然,王學在歷史上也因此由極盛而衰落。由於後學中有些人流於狂禪,不務實事,無關修養。當然,這也可以説是王學體系中的內在矛盾使然。與古今中外一切思想體系一樣,王學體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張祥浩先生認為,身處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陽明倡導致良知教,意在從士人內心喚起維護仁義道德的自覺性,因而屢屢強調良知即天理,即準則。這適應了特殊處境下的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這也包含著一種危機,即只強調內心的道德自覺,忽視了綱常倫理的客觀準繩與聖人言教的權威性。良知説有忽視客觀規範、標準,漠視溫凊定省諸禮法儀節的傾向,後來成為言行不檢點的人掩飾自己醜行的口實。

      另一方面,陽明學對後世影響之深,再沒有其他學派可以與之比肩。明亡以後,清代陽明學受到打壓,但被譽為“同治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一生都崇拜陽明、傚法陽明。進入近現代,陽明學作為一種平民哲學,被當作反抗壓迫、爭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煥發出光彩。譬如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説,就是由陽明“知行合一”學説發展而來。蔣中正也喜歡陽明學,到台灣後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儒學的現當代發展也受惠于陽明心學。現代新儒家大師熊十力先生及其開創的新儒家學派就是例證。近年我們受郭沫若紀念館委託,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圍繞陽明展開了討論。郭沫若繼承了陽明學的實行觀點,主張“事上磨練”;熊十力則説“事上磨練”固然不錯,但必須加上“保任良知”四個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練”,方能無弊。今天看來,熊先生得到了陽明學的真髓。他自己也説,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仁、誠、本心、本體等範疇,就是陽明所講的良知。他的學生、現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幟性人物牟宗三創立的“道德形上學”特別強調良知本體,直接繼承了陽明心學的主要內容。

      陽明學不只是中國文化的無盡寶藏,而且流傳到日本、朝鮮,推進了他們的近代歷史進程。陽明四十二歲時,曾在浙江與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會晤。中江藤樹最先在日本傳播陽明學。大鹽平八郎則將張載太虛説與陽明心學結合起來,發展了陽明學,他本人甚至在陽明學鼓舞下,領導了大阪農民和都市貧民的起義,雖因失敗而自殺,卻發出了倒幕運動的信號。稍後的維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鄉隆盛、吉田松陰等,都是陽明學的信徒。他們以陽明學為團結下層武士、平民的紐帶和行為動力,開展倒幕和維新運動。有學者認為,陽明心學影響了明治維新。岡田武彥先生甚至認為,中國陽明學在明亡以後,“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難”;“然而在日本,陽明學則得到了徹底的發展”。

      朝鮮半島大約在陽明逝世前後就已經了解了陽明學説,有“朝鮮朱子”之譽的李退溪甚至撰寫了一部《傳習錄論辯》,專門駁斥陽明學説。退溪的巨大影響力,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朝鮮陽明學的發展。但他本人卻有很明顯的心學傾向,甚至提出了與陽明學頗為相通的“心即理”命題。17世紀,鄭霞谷潛心研究陽明學,開創了江華學派,一直流傳至今。同時,陽明學的實用因子也影響到作為朝鮮民族啟蒙思想前兆的實學派學者。實學思潮的重要學者,如李瀷、樸齊家、丁若鏞等,無不受陽明學之影響。朝鮮近代實學思潮代表學者樸殷植更是力圖通過陽明學實現“儒教求新”的目的,將當時流行的社會進化論與陽明學結合起來,開展了名為“大同教”的宗教運動。所以錢明認為,“陽明學乃是朝鮮實學思潮産生的重要哲學基礎”。

      以上簡要地介紹了陽明學在東亞傳播的情況,實際上也是為了説明,陽明學絕不僅僅屬於中國,也絕不僅僅屬於古代,恰恰相反,它作為東亞諸國共同的思想資源,在各國近代化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 陽明學的現代意義,其實是由陽明學本身的特質決定的。

      它的第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強調人的道德主體性,即道德自由。王陽明對自然萬物,都有一種深厚的生命關懷,強調“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他發揮孔子的“仁愛”與孟子的“仁民愛物”思想,認為,天地萬物是一個生命整體,雖然人類必須取用動植物,但動植物仍有自身的價值。儒家肯定天地萬物皆有內在價值,要求一種普遍的道德關懷。

       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誠惻怛”的仁愛之心發揮、擴充、實現出來,去應對萬物,使萬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著從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貪慾、佔有欲及人對自然萬物自身權利與價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産生的過度取用與開發。

       陽明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知行合一。“知”在這裡指良知,陽明強調真知真行。陽明學告訴我們,要在日用倫常之間,在禮樂刑政之間,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發用出來,用來敬老愛親,用來修身齊家,用來盡倫盡職,為政理事。做一分,就體認一分良知,體認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這個道理。這一點,可以賦予今人實踐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氣。

       陽明的親身經歷也提醒我們,為政之道在於明德、親民。陽明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時,特別強調在明明德的基礎上親民。他首先是強調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為核心價值,引導和實現政治的正義。官德不僅僅是一種職業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業上的直接運用。為官不講官德,就是違背良知。進一步説,親民就是要以民為本,視百姓為骨肉親人,尊重民心民意,體察民間疾苦。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陽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社會教化、社會治理以及具體的行政手段結合起來,治理了很多難治之地,實現了民不駭政,四方咸寧。陽明的為官之道,對於今天加強幹部修養,化解社會矛盾,轉變政府職能等,有借鑒意義。

記者李陳續、陳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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