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王陽明的坎坷人生與思想智慧

文化藝術 來源: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11日 15:3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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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講學于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陽明故居壽山堂正門，懸挂著一塊“真三不朽”的匾額。所謂“三不朽”，出自《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真三不朽，當然就是後人稱讚王陽明在三個方面都做到了極致。

      立志學為聖賢 陽明十歲那年，他的父親王華舉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狀元。陽明也就跟著父親來到京師，從師問學。讀書是學聖賢的前提。那時讀書主要是讀儒家的經典，四書五經與北宋以來理學家的著作。理學是北宋發展起來的一種儒學形態，主要學者包括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學的大宗，他們的學問被稱為程朱理學，是官方的正統學問，讀書人必須修習。

      青年時期的陽明，一方面認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養目標，另一方面對於程朱的修養功夫則無法契入。成聖成賢的為學目的和如何成聖成賢的功夫修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及其解決，開啟了陽明後來的整個思想學術生涯。

      希做聖賢而無望，陽明難免轉向其他途徑。按照同時代大儒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所説，這一時期的陽明經歷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任俠之習，是指扶危濟困，打抱不平，大約有點江湖習氣。騎射之習，是指騎馬射箭，排兵布陣。陽明最為佩服諸葛孔明與伏波將軍馬援，學前者活用兵法，學後者立志“馬革裹屍還”。辭章之習，是寫八股，應科舉。神仙之習，是學習道教長生之學。佛氏之習，指陽明還曾愛好佛學，有不少詩詞流露出他的這一嚮往。在正統儒家看來，這五種學問都不是關於身心性命的根本學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從成賢無望後轉向佛老可以看出，陽明對人生根本價值、如何安頓身心性命等重要問題的思考顯然是積極而且迫切的。“五溺”階段實際上醞釀著後來巨大的哲學突破。這一突破，就發生在貴州龍場。

      貴州龍場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的王陽明，上疏批評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獄，隨即被貶貴州龍場驛任驛丞。陽明的父親也遭到了牽連，被迫辭去官職。

      在流放途中，陽明曾被劉瑾派出的刺客追殺，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這些都不斷刺激陽明去思考生死大問題。他不斷地自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即聖賢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艱難困苦，安頓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攝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獨處，都力求澄清雜念，不肯妄言妄行，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專一。這樣的自我鍛鍊産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參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陽明終於打通了長期橫阻在為學目的和修養功夫之間的關隘，悟通了“物之理”與“人之心”之間的關係！這一悟，史稱“龍場悟道”，又叫做“龍場頓悟”。陽明在龍場通過“澄默靜一”的修習而超脫了生死之念，同時還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陽明又推進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説法。

      陽明認為，聖賢經傳當中有時偏重説知，有時側重説行，實際上是針對不同的人來説的。在根本意義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學尤其是朱子之學，在修養功夫上是主張先致知、後涵養的，也就是主張知先行後的。陽明認為，程朱實際上將知和行割裂了開來，造成後來學者離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説，也是針對程朱理學功夫論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風墮落的現實情況而産生的。
在龍場期間，陽明建造了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聚徒講學，培植後進，弦歌不輟。陽明在貴州不只是悟道、講學，他與這裡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物相處，播撒中國文化的種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陽明認為，天下沒有不被感化之人，應邀寫了《象祠記》。他尊重少數民族，尊重其上層人士，又堅持原則。對待少數民族，《禮記·王制》説：“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儒家的這個主張很有道理。
龍場悟道在陽明學發展史上乃至整個儒學思想史上，都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

     政德與事功 陽明肯定孔子的“為政以德”，他認為做事在得人，事業必靠有德之人去積極推行。他下力氣在基層興教化，美風俗。他批評當時的風俗，“爭功利而薄忠信，貴進取而賤廉潔”，認為長此下去，必釀成禍患。
陽明堅持儒家的寬政主張，以佚道使民，強調官員要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雖勞不怨。他勤政守職，視民如傷，治廬陵時，辟城中火巷，絕鎮守橫徵，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

     整頓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關於權力，他認為，權為天下利害所繫，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君子欲濟天下之難，不能不操之以權，但君子用權，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誠之心立德，扶植愛護良善；昭示不可奪去的氣節操守，引導下屬走正路。慎重地對待權，用好權，在用人上，在心態上，“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這裡用老子“不爭”的思想，調節心靈。足見懲治腐敗，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內一外相互作用。

     陽明是書生，但不是無用的書生，他有書生本色，同時又是馬上之英雄，領兵打仗的統帥。他叱吒三軍，是曠世罕見的大豪傑！真正的儒家都是內聖修己與外王事功兩方面同時並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譽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叫作“三徵”，即征南贛、徵寧王、徵思田。終日勞累誘發了王陽明的肺病頑疾，遺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陽明終年5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