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8月6日電 (記者朱玉、萬一)劉先林不是一個滿口豪言壯語的人。
乍一看,他像個剛剛從臺上領了獎、帶著紅花下臺的老工人,靦腆卻有著壓不住的喜慶;但往深裏接觸,大科學家的智慧和光輝就會撲面而來,藏也藏不住。
數點劉先林的科研成果,介紹者用了“大量”一詞,因為只説一兩項,完全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之大、成果之多。
這是一個為國家和測繪事業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家,但劉先林從不唱高調。
在一些必須出席的會議上,劉先林發言。發言畢,他會拿張破紙或一個小本,在上面寫寫畫畫:他的許多發明創造就由此而來。
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表達感情的含蓄,劉先林對共産黨、對國家,哪怕是愛得心裏滾燙,口頭上卻沒有太多熱乎乎的話,一如對他的家人。
表達得最熱烈的一次,是有一年的“七 一”,劉先林作為優秀共産黨員上臺發言,他抱了一迭紅紅的得獎證書上去,邊發言邊讓大家看。紅紅的證書證明了劉先林的成長經歷。
還有,劉先林會説,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要搞自己的儀器,要把國外的機器擠到倉庫裏去。
這就是低調的劉先林説出的最為高調的話。
未敢忘憂國
讓劉先林自己説出自己的缺點,他會説,自己沒有管理才能。當年劉先林從項目組的組長被直接提拔到中國測繪科學研究院院長,他不覺得自己把院長干得多麼出色。
周圍的人對此的客觀評價是,劉先林善於管理,把科研到市場開發搞得有聲有色,每個科研人員都對他心服口服。他在院長的崗位上盡職盡責,但對一個碩果頻出的大科學家來説,擔當行政職務是一種自我犧牲。
大家拿劉先林的白髮説事。那時,剛過40歲的劉先林正在攻克擬合等高線函數的難關,寫程序,這個艱苦的腦力勞動讓劉先林生來的一頭直髮根根皆白。
最後,劉先林的行政職務以他主動提出辭去而結束。
以劉先林的名望和地位,他就是一直挂在院長的職務上,也不會有人説什麼。但是,對於劉先林來説,衣著可以馬虎,但有些事決不可湊合。
在國內的測繪儀器佔領市場前,是國外機器一統天下,國家為此花費了鉅額的外匯,買進來的有時是一些報廢的機器。
絕大多數人都會為此痛心,而劉先林會為這事進行一連串自問:國家的錢外流是誰的責任?因為國內沒有同樣水平的機器。為什麼沒有高水平的機器?因為科技人員沒有發明出來。為什麼科技人員發明不出來?問至山窮水盡處。然後,作為科研人員的劉先林慚愧得抬不起頭來。
劉先林與瑞士廠商談判引進解析測圖儀事宜,他看到外商出示的清單中一個拷機程序竟漫天要價到5000法郎,劉先林不是外行,一句話就道破這個程序的奧秘,於是對方馬上把價格降到1000法郎。
劉先林曾向一個專做中國生意的外商表示,中國仍然很窮,買不起太多的昂貴進口設備。沒想到那個外商竟然連問三聲:“中國窮?”在那個外商看來,中國能花很大的價錢購買很一般的東西,怎麼會窮呢?
在德國,一位解析測圖儀專家向劉先林演示他設計的儀器,他拿出示波器,打出複雜的波形給劉先林看,並説:“這種複雜的光機電綜合儀器你們搞不了,還是研製單純光機型吧。”劉先林當即把他要演示的下一幕提前道出來,剛才還感覺良好的德國專家只好尷尬地收起了儀器。
外人根本無法了解劉先林曾因為國外機器馳騁中國市場,忍受過多少內心的撞擊和疼痛,但溫和的劉先林曾經為此扔出很重的話:“他們騙我們中國錢!”
作為從事航測儀器研究的專業科技人員,劉先林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幫助推銷國外儀器,可以賺大錢。二是搞自己的儀器,把這個市場奪回來。
劉先林發奮,他用一生致力於搞中國創造的機器。
時已老年,劉先林頂著一頭耀眼白髮説:“這就是我幾十年來搞國産化儀器最重要的原動力。”
他依然一句愛國的詞都沒有提。
長期以來,國內航空攝影測量一直是採用基於膠片的航空攝影儀。這種攝影方法成本高,對天氣條件要求苛刻,在一些一年也沒有幾天理想天氣的地方幾乎無法工作,而且不能當場看出航攝效果,在數據處理效率等方面也有欠缺。進口儀器價格極為昂貴,一套1600多萬元,而我國目前已累計進口10多套,耗資巨大。
還有一條也讓劉先林難以忍受,進口機器裏有一個關鍵部件,中國不能生産,別説技術,有關國家就連産品也不賣給中國。為解決中國測繪發展的瓶頸——圖像採集這個問題,就必須解決航攝機器,就要發展中國自己的數字航空攝影儀。
已過退休年齡的劉先林又一次出山,4年時間,外行人看上去並不起眼的數字航空攝影儀擺在了人們面前。它在多個方面性能超過國外同類産品,精度的突破將使攝影測量的應用領域大大拓寬,過去不能做的將變成可能,並可以由此延伸出一系列的實時航空攝影測量全自動後處理軟體及解決方案,會引發整個測繪行業的一次變革。
測繪行業的變革會給整個社會帶來什麼好處呢?
內行人説,經濟建設發展、政府的科學決策和國家的信息化建設都需要用測繪結果來説話。原來一比一萬的地形圖,測繪一次要一年多,現在不到一個月就可以完成,地圖的更新速度可以加快,生産力得到大大解放;如果有地區發大水,只需用測繪結果做一套洪水淹沒系統,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水位上漲1米,災區的人應該往哪轉移;新農村建設,村村應該有規劃圖,這在以往完全是天方夜譚,現在可以做到了。
坐在一個頗有滄桑感、業已磨掉了漆的硬板凳上,劉先林感嘆:“坐硬凳子,才能搞出硬産品。”
透過現象看本質
在幹校時,劉先林學會了開拖拉機。他開拖拉機與眾不同:是半蹲著開。
看著別人驚異的目光,劉先林解釋説,當地路況不好,拖拉機又沒有減震設備,坐著開不行,會患胃下垂。
劉先林在幹校還發現當地有一些聯合收割機,但是從來沒見用過,老百姓還是手工收割糧食。他一了解,原來是他們不會用,買來就是拆零件用。劉先林覺得非常可惜,第一次接觸到農業機械的劉先林經過鑽研,居然讓這個龐然大物運轉了起來,調校好的收割機每天可以收割300畝麥子。
剛參加工作時,同事們業餘時間愛下象棋,劉先林開始不會下,他看著看著就學會了,而且棋藝提高很快,沒多久就能戰勝老棋手。
劉先林游泳可以從河道的水閘下翻過去,號稱“水鬼”;劉先林在學校舞會上一個人變成一支樂隊,劉先林學小提琴一個假期就敢上臺表演,而且水平很高……
一切關於劉先林的傳聞都透露出一個信息,劉先林是一個很會抓事物本質的人。
他看到了科研的本質——開發。劉先林認為,科研成果的開發十分之一在實驗室裏,剩下的十分之九在實驗室外,他要抓住這個本質,把科研成果變成産品,送到用戶手中,還要手把手教用戶怎麼用。
技術創新的主體在企業,至少劉先林是這樣認為的。他期望,用企業機制去推廣産品,如果發明要兩分力氣,那麼推廣就要八分力氣。所以,他在1989年就積極推動單位成立了公司。
如今,公司一年為國家納稅300萬元。
與他人有別的是,劉先林的重點都是放在成果通過鑒定之後。成果一旦研製完成,劉先林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親自完成成果的轉化。
目前,國內進行成果轉化,往往要先寫論文,開鑒定會,討論如何推廣、如何使用、誰來投資、誰來買,這個過程要用近一年的時間,也就是説成果完成10個月以後還滯留在實驗室。
劉先林不能忍受時間這樣白白耗費,在他看來,經過市場的檢驗,能在市場中站得住腳才是對成果的最好鑒定。就在大家為JX-1和JX--3解析測圖儀研製成功而歡呼的時候,劉先林説:“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填補空白,更需要填補空白後的開花結果。”
劉先林和同事們採取了與眾多廠商不同的闖市場的方法。他的辦法是深入生産單位中,了解作業員的需求,按照這些需求來研製和改進儀器,使儀器更方便操作,讓作業員覺得好用。因為,一線作業人員提出來的問題往往是最具體、最刻薄的。因此,劉先林的儀器銷售基本上是用戶用順了手,再回來找他買新的機器。
儘管時間緊,但劉先林總要親自做售後技術服務。他認為,國産儀器能否推廣,與應用很有關係,如果用戶一開始就用不好,馬上就會被否定掉;如果堅持用下去,就會越用越好。
同事們説他,你是院士,這種維修服務,派個人去就可以了。他説,産品銷售靠的就是服務,我自己親自服務,是“討好”用戶的最好方式。
多年來,劉先林體會最深的是,儀器設備能否在市場上推廣,最關鍵的不是其性能,而是許多細節需求問題能不能滿足,滿足了就用得上,否則就用不上。
對這些細節服務,劉先林必須親自去了解,他根本想不到要拿院士的身段,反而要手把手地做出來,甚至像一個真正的老工人一樣,鑽在桌子底下,解決給用戶看。
劉先林説,跟外國産品比起來,這是我們的一個優勢。外國貨維修人員往往來不了這麼快,來了還未必能解決。
劉先林心疼自己的機器像心疼親生孩子一樣,“賣出去的儀器就像個最小的兒子,要跟到那裏去照顧,才能成長。”
隨著儀器銷售量增多和升級,劉先林便採用熱線電話來解決問題。還有一個辦法,是讓用戶通過網絡或郵局把問題發過來。
那麼,一個儀器設備在推廣過程中,到底會有多少問題等待解決呢?
劉先林手下的技術人員説,機器沒上市之前,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少問題。上市之後,幾百個吧,一一解決。
情急於社會上眾多科研成果鑒定之日就是壽終之時,不能走出高樓深院的現實,劉先林説,應該在科研成果問世5年後再鑒定。
他伸出5個手指:“5年的時間,還不能轉化成産品?那,鑒定肯定通不過。”
劉先林的成果幾乎每個都是低投入、高産出的典範。
全數字攝影測量工作站,國家和測繪局共投資80萬元,目前,這個産品銷售額已在1億元以上,已為國家完稅2000萬元。
同行兼同學李德仁院士讚揚劉先林:一個科學家要拿小錢做大事,不要拿大錢做小事,更不要拿錢不做事。劉先林就是一個拿小錢做大事的人。
為人的責任
很早的時候,劉先林曾動手用各種廢零件組裝過電視。他至今還記得,第一次接收到的是關於大連蛇島的小蛇孵化後脫殼而出的節目。
劉先林對電視機的癡迷因為家裏一次口角而受挫:劉先林妻子生了氣,把電視機從三樓的窗口扔到了樓下。
劉先林的同事們都知道,他經常需要把妻子帶在身邊上班。因為,妻子的身體不好,情緒不穩定。
為避免她在家裏太孤獨,劉先林有時出差也帶著她,但從不用公費,路費一定要自己出。
劉先林説,妻子每天要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睡。如果睡不好,就會發火,火氣大得嚇人。
劉先林每年從科研産品的開發中,有幾十萬元的收入。為了讓妻子心情愉快,家裏錢怎麼花,劉先林全聽妻子的,出去吃飯,點菜也都聽妻子的。
在與妻子一同接受採訪時,從始至終,劉先林幾乎都沒有説話。
當妻子面對著眾媒體、幾乎不避諱地吐露一連串對他的抱怨時,劉先林一直保持著一種姿勢:身體傾向妻子,溫和地微笑,一次次地替妻子打開麥克風,生怕坐在遠處的媒體聽不清妻子指責他的話。
劉先林説,妻子身體不太好。但如果沒有她,家裏亂得完全天翻地覆。
那時,工作忙起來,劉先林只能把家一扔就走。當時父母年近八旬,兩個孩子很小,全家都扔給了妻子一個人。
因此,劉先林説,妻子發再大的火,我也不生氣,我要讓她高興。這是責任。
在整個採訪中,劉先林只有兩次提到“責任”這個詞,一是提到國家,另一是為了妻子。
但,妻子這樣的身體狀況,劉先林顯然不能指望太多來自她的照顧。
於是,人們有時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兒匆匆忙忙從車裏下來,在路邊攤買了兩樣青菜,又小跑著回到車上,駕車離開。
當年有個到過他家的同事説:“劉院士真可憐,他家亂七八糟的,鍋擺在飯桌上,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沒有,自己蹲在凳子上吃。”
曾與他做過鄰居的同事回憶,劉先林家裏的鍋經常燒幹,但,從來聽不到他指責妻子的聲音。
饒是如此,劉先林還在檢討自己年輕時不懂事。一次出差去廣州,40天的時間沒有給妻子打一個電話,回到家一看,妻子抑鬱得近乎木然。
從此,無論出差到哪,劉先林每天晚上給妻子打半個小時電話。起初,每天晚上的電話可能略帶有隱忍的成分。但後來,劉先林説,每天晚上不聽她嘮叨半小時,我睡不著覺。
劉先林的兩個兒子,針對記者提出的一個問題,斯文而有禮貌地表達了反對意見。當時,記者在提問中,説劉先林因為工作忙,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
兩個兒子回答,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成功。我們很佩服父親,他讓我們看到了堅忍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
已經事業有成的兩個年輕男人回憶起父親的慈愛。一個人説,忙碌的劉先林發明了一種“劉氏肉沫面”,做給孩子吃;另一個人講,小時偷喝別人的汽水,父親知道了,並未厲聲呵斥,只是和緩耐心地講道理。
劉先林中年得子。已是少年的長子學騎自行車,年過半百的劉先林氣喘吁吁地扶著自行車跑,為寶貝兒子“保駕”。
跑著跑著,劉先林傷感地對小兒子説,你學自行車時,爸爸可跑不動嘍。
小兒子回憶起當年,聲音甚至有一絲絲不易察覺的哽咽。他説,聽了爸爸的話,不知怎麼回事,我當時就很想哭。
在場的人心頭一緊:真正的愛,是説不出來的。
責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