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民出境旅遊陋習損害形象 引起海內外批評
“中國人，便後請沖水”，“請安靜”，“請不要隨地吐痰”……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國人出境遊的主要目的地國——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頻現。當大批遊客成為中國的最新出口品時，“中國人”卻成了不文明、粗魯的代名詞。
亂丟垃圾，坐公交車搶座，排隊加塞，大庭廣眾脫鞋脫襪、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佔，遇有糾紛惡語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遊局公佈了從網上徵集的10類“中國公民出國(境)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以上行為全部榜上有名。
“近幾年來，一些中國公民的旅遊陋習，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和批評，人民群眾反應強烈。”中央文明辦協調組組長李小滿表示，將用3年左右時間，實施“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計劃”，維護國家的榮譽和尊嚴，增強國家的“軟實力”。
“有錢並不代表素質”
今年3月，佟女士到歐洲出差，回國之後，最大的感慨是“哪兒都有中國人”。根據國家旅遊局公佈的數字，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公民出境遊人數增長了196%，達3100萬人次。
去年8月11日，《參考消息》以“台灣人擔心大陸游客不拘小節”為標題，轉載“台北中央社”的報道：“香港迪士尼樂園9月中旬熱鬧開園，第二天登上媒體的不只是歡欣的畫面，還有大陸游客插隊、蹲踞路邊，小孩隨處便溺等負面消息”，“連這次來臺的‘大陸赴臺旅遊考察團’官員，也出現在飯店禁煙區抽煙的情況，能出境的多數是13億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錢並不代表素質。”
這條不足600字的報道，引發了中國高層領導人的震動。據國家旅遊局綜合司司長李任芷在人民網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當即批示，提高我國公民文明習慣，除社會上的宣傳教育以外，還要進一步研究切入點，其中旅遊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在此後一年的時間裏，批示逐漸具體為“文明辦要集中一段時間，以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加強對組團旅遊、出國出境旅遊人員的禮儀規範培訓”。
今年8月8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宣部部長聯合批示的“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宣告開始。該行動為期3年，破題動作是公開徵集並公佈“中國公民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在批評中國遊客不文明行為的同時，國外媒體紛紛對中國政府敢於“揭醜”的舉動表示讚賞。
有評論者指出，自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和1981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之後，又一場自上而下的生活習慣改良運動在中國大地展開。所不同的是，前兩次是社會內部的運動，而這一次是因國際交往而起。中國政府把這次行動與提升國家軟實力與國際地位相提並論。
“中國人，便後請沖水”，“請安靜”，“請不要隨地吐痰”……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國人出境遊的主要目的地國——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頻現。
當大批遊客成為中國的最新出口品時，“中國人”卻成了不文明、粗魯的代名詞。
亂丟垃圾，坐公交車搶座，排隊加塞，大庭廣眾脫鞋脫襪、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佔，遇有糾紛惡語相向……9月22日，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遊局公佈了從網上徵集的10類“中國公民出國(境)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以上行為全部榜上有名。
“近幾年來，一些中國公民的旅遊陋習，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和批評，人民群眾反應強烈。”中央文明辦協調組組長李小滿表示，將用3年左右時間，實施“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計劃”，維護國家的榮譽和尊嚴，增強國家的“軟實力”。
“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
對於國人在境外旅遊中的不文明行為，國家知識産權局公務員張利深有體會。除了加塞、隨地吐痰等常見“症狀”，張利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國人的“扎堆”和“大嗓門”。
“中國人出去喜歡集體行動。幾十個人浩浩蕩蕩地走在一起，有説有笑，休息的時候連躺帶臥，佔一溜長椅。”
“一般的國外餐館，即使賓客滿座也非常安靜。人們交談的音量控制在對方可以聽見的範圍內。再看國內，很高檔、門外停了很多車的飯店，裏面也吵得不得了。”
對中國人的大嗓門，台灣學者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講過一件事：兩個廣東人在美國街邊説話，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急撥電話報案。警察來了，問兩人在幹什麼，他們説：“我們正在耳語。”
上海學者朱大可認為，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肆無忌憚地大聲喧嘩是其中一種表現。此外還有碰撞別人後毫無感覺，也不致歉；在車上哄搶座位，拒絕向老人和孕婦讓座；隨地吐痰和小便，吃飯時大聲咀嚼。
在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看來，“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的原因是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在傳統時代，一般讓孩子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受這種教育長大的人，當眾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對身體的動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將‘糞便’任意地倒入客觀世界的傾向還包括：在公共場所，動輒毫無節制地將怒氣和敵意發泄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侮辱別人的衝動。”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寫道。
李立宇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有一次，她到學校附近的中餐館吃飯。兩個30歲上下的華裔店夥計因為一句話失和動起手來。“買東西的外國人排成長隊，沒有人勸架，沒有人報警，已經習以為常。我看得難受，趕緊低頭走了，再也不想去那家中餐館吃飯。”
王原曾留學英國，他的印像是中國人到哪兒相機都喀嚓個不停，不管在廁所門口、地鐵入口，還是根本不允許拍照的地方。英國人對此的反應是，“中國人真憨直(The Chinese are simple)”，或者，“中國人的行為不可思議(Difficult to understand Chinese behavior)”。
“憨直”和“不可思議”還不是最糟糕的印象。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曾在非洲國家看到專以中國人為顧客的象牙製品店，國際上禁止買賣象牙製品，但這些商店可以為中國客人開假發票，説所購商品為仿製品。
“中國人出境遊，很多是由當地的華人旅行社接待的。他們經常投其所好，給有需要的客人虛開發票，還有專門的‘考察報告’出售。”葛劍雄説。
少些文明公約，多些具體指導
“我們要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旅遊是個切入口。一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從這些人往下抓，一級一級帶動。”中央文明辦一位負責人這樣解釋開展“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的初衷。
這位負責人在會議的間隙接受本報採訪，他所在的中央文明辦正會同商務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設部、鐵路部、交通部、國家旅遊局等8部委，討論《中國公民出境旅遊行為指南》和《中國公民國內旅遊行為公約》的具體內容。按照原計劃，指南和公約要搶在“十一黃金周”之前出臺。
“馬上‘十一黃金周’就要來了，這是開展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的最有利的時機。”國家旅遊局綜合司司長李任芷説。
出臺之後的公約和指南將被納入公務員政務禮儀培訓和商務培訓。按照設想，有關部門將對出境遊人士進行培訓，培訓結束後，簽訂《文明旅行承諾書》，並對可能出現的不文明行為設計舉報機制，“商務團舉報到商務部；自費遊客舉報到旅行社”。
對於“打算修訂護照法，對行為不文明、破壞中國‘禮儀之邦’形象的遊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發給護照”的説法，中央文明辦的這位負責人予以否認，稱“尚未聽説這樣的提議”。
“少一些文明公約，多一些具體指導。”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係教授郭小聰認為，有關部門應對不文明行為分級，“離動物行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隨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場所脫鞋襪，挖鼻子等都屬此列。次之，是不排隊、加塞、惡語相向、上廁所不沖水等沒有教養的行為。再次之，是對國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質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廟裏行為不慎，吃飯時猜拳行令。
對於“動物行為”和“無教養行為”應以明確的規則禁止，而基於對“國外文化不了解”而産生的行為，旅行社等相關機構應盡到提前告知的義務。
與20條旅遊不文明行為一起徵集來的“提升公民旅遊文明素質”20條建議中，也包括一些對旅行社行為的限定，“組團出遊之前，説明目的地的風俗習慣、禮儀規範、民族禁忌及行為方式”。
有些導遊在旅行途中會告誡遊客不要亂扔垃圾等“旅遊注意事項”，“但老説客人會反感，認為旅行社歧視他們”，即便客人出現不文明行為，甚至打架，導遊也只能勸，“客人可以向旅遊局投訴我們，我們不能投訴客人。”在華夏國旅做過5年導遊的李小姐説。
另外評論人士指出，“中國公民文明素質不高並不是作為一名遊客的時候才表現出來，要提高的不是遊客素質，而是全體國民的素質。”
人類是會笑的動物
台灣女孩任懷鄉和丁玥在北京攻讀博士學位，她們會把身邊的不文明行為跟“大陸將向何處去”聯絡起來。
“城鐵站年輕人都插隊，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勞動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學生樣的，要不就是父母拉著小孩犯規。”
宿舍樓前3個連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遠的都是空的，靠近門的一定滿得流出來。
網絡論壇上，一方説話不禮貌，另一方就會用更不禮貌的話罵回去。所謂辯論，常常是抓住對方的一個漏洞，不停地進行人身攻擊。
人心冷漠。丁玥曾見一個大一女生騎自行車摔倒，一邊哭，一邊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園裏來往的學子，沒有一個人停一下表示關切。丁玥騎自行車把她帶回宿舍，她問丁玥是哪人，丁玥答後，那女孩説，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陸人。
學校的辦事機構像衙門。教輔人員對本科生指著鼻子呼來喝去。“今天這個學校怎麼對這些學生，這些學生明天就會怎麼對這個社會。”任懷鄉説。
並不是只有外來的眼睛才對不文明的行為有銳利的感受。于爽的家在北京四環以外的新建小區，小區緊臨一條寬闊的馬路。駛出擁擠的內城，機動車在這條沒有交警和攝像頭管制的馬路上撒開了歡，一輛輛疾馳而過，掀起一片塵土，毫無禮讓行人的意識。
媒體工作者郭先生從北京出租車司機那裏聽來一個掌故：考慮到長安街中間安置鐵欄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機就直接橫穿中線在天安門廣場停車，兩個月後只能恢復安裝鐵欄杆，管理者無奈地説中國人只適合“圈養”。
服務行業的面貌與柏楊寫《醜陋的中國人》的20年前相比，沒有太大的改變：“人類是一種會笑的動物，但中國的女護士、女車掌和女店員是例外。當你進店之時，活像一頭貓撞進了老鼠窩，小眼睛全充滿了敵意地望著你，如你索物，則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後告曰：‘貴得很。’”
泱泱禮儀之邦，何以在最基礎的禮儀方面出現問題？
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係教授郭小聰認為，歷史的拐點出現在明中葉以後。
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中國是禮儀輸出國。史載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去，被看作來自禮儀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費食宿。日本和朝鮮對中華文化的模倣亦步亦趨。
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秘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這種東西一直影響到今天——稱兄道弟，哥們姐們……這是生存逼的，我們人人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很累，但沒有辦法。人需要超脫和孤獨，但是這種文化不讓你孤獨。”
“不認原則，認人情，必然就有親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緊張。面對生存競爭的時候，你不知道別人有什麼‘關係’。”郭小聰分析，今天中國人顯得“無禮”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社會的衝突。就如農村人不適應城市交通規則、隨地吐痰、大聲説話、赤膊一樣。在田野上長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與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種複雜的規則所限制。
與“人口過剩導致社會粗俗化”有連帶關係的另一觀點認為，不文明行為是由資源匱乏導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灣女孩丁玥不贊成這種觀點，“要講資源匱乏，整個亞洲都資源匱乏。”日本“新幹線”的擁擠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鐵遜色。每個車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專門負責把乘客往車廂裏推。一邊推一邊鞠躬，畢恭畢敬地説“對不起”。乘客知道空間有限，都拼命收縮自己。“不像在大陸，有些人自己要擠進去，還恨不得把別人擠下來。在車廂裏，胳膊和腿都伸得很開，拼命佔地方。”
尋找“近因”的時候，很多人將今天國人的不禮貌行為歸結于“文革”遺風。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學生，參加過幾次武鬥和抄家，再上山下鄉一圈，隨地吐痰和國罵就都學會了。你一説他，他説工農兵都這樣。”葛劍雄説。
“經歷過‘文革’的人，不太會説‘對不起’。即便像我這樣的老實孩子，在潛意識裏也留下了用拳頭解決問題的衝動。”郭小聰説。
朱大可還認為，社會公共禮儀缺失，跟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密切相關。把所有人都視為假想敵，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視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對於敵人，我們是無須講禮貌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革命倫理學在21世紀並未消失，而是轉型成了資源匱缺下社會競爭的殘酷邏輯。我們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過度，也就是“鬥爭教育”過度。
此外，幾位學者都認為，中國近百年的急遽變化導致社會出現斷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稱謂失范。在傳統社會裏，長幼尊卑、親疏遠近各有稱謂，1949年之後，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樣，又有了特殊的含義。
禮儀背後的東西
9月22日，國家知識産權局30余名公務員在北京未來之舟禮儀培訓公司培訓師周季平的帶領下，學習從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種禮儀。適時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適長度，襯衣的袖子要比西裝長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顆牙那種，引導客人的時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國，禮儀培訓業有十幾年的歷史。1990年代初期，有禮儀培訓需求的單位很少，多為外企。最近三四年，禮儀培訓的社會需求量激增，受訓單位不再局限于服務行業，政府機構、國企民企、高校、演藝機構都可能成為禮儀培訓公司的客戶，“商務禮儀”是最大宗的培訓項目。
“禮貌的本質是對人的體貼和尊重。”周季平告訴她的學員。
對此，丁玥深有體會。“挂起職業化、程式化的微笑並不難。講電話的時候，‘您好’、‘謝謝’挂在嘴邊也不難，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斷電話，你所有的禮貌努力都一筆勾銷。”
學者郭小聰則認為，禮儀的背後要有文化的支撐。
“文化影響與政治、軍事、經濟不同，不是國家機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蘊含於民眾心裏。而‘文化’一個令人神往的特徵是，它很少像軍事、經濟因素那樣引起國家間的緊張、嫉妒甚至懷恨。比如我們不會嫉妒有莎士比亞的英國。”
“有讓世界心嚮往之的精神創造的民族才會獲得別人的尊重，而且這種創造常常會讓本民族的文明水準獲得大幅提升。”
責編：紅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