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植根于東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熱愛和平。中華文明本質上是一種“和”的文明。老子説：“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孔子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説：“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至於中國民間，千百年來所信奉的人生信條，也不外乎和氣生財等。《中庸》以“和”為“天下之達道”，能“和”則能四通八達，無往不利；以為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要達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萬物才得以育。

　　和諧是和平之上的一種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人既改造自然以適應人的需要，也必須調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適應自然的規律，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根本要義。人與人的和諧強調人既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既要考慮局部的利益更顧全整體的利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包括身心兩方面，重點在於通過實踐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

　　中華文明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明，中國人常用“海納百川”來形容一個人的氣度胸襟，這四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中華文明的品格。

　　包容，是中華文明固有的思想。至遲在周朝的時候，中國人就認識到“有容，徳乃大”的道理。老子也説：“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進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這在中華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義。

　　現代考古表明，中華文明在史前時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獨放，而是像滿天星斗一樣，表現為文明的多樣性。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不只是黃河流域，還包括長江流域。除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還有許多上古的文化遺存散佈在全國各地。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於黃河、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遊牧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民族文明。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是多種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核心向周圍擴散，周圍向核心趨同，核心與周圍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漢族和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文明自始就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中國域內各個文明形態在相互借鑒、相互模倣中不斷發展變化。遼寧省境內紅山文化遺址不同於黃河流域炎黃文化的文化遺存。它距今大約5000年，如今只是碎石瓦礫的祭壇和筒形祭器在銀幕上被復原後，令人感到震撼的不僅是它不可思議的雄偉壯觀，還有不為我們所熟知的、表現為不同來源的文明形態。至於迄今令人不可思議的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怎樣産生的，更是令人費解。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唯包容才能百川匯海，唯包容才能不斷壯大。

　　文化的包容性不僅表現在生活形態與生活樣式上，而且表現在思想的寬容與容忍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反映了中國人的思想本質，即中國人自古以來並不願意將思想統一、凝固在一種教條形態上。那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説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爭辯。這種包容不只是統治者的包容，也是整個社會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這説明社會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個重要標誌，這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儒、釋、道三家並用；政府機構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機會，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進入仕途；文學藝術的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等。僅以政府的將軍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數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晁衡）、新羅的崔致遠都曾在唐朝任職。

　　文明的發展需要開明，唯開明才能廣得人心，唯開明才能雲蒸霞蔚。

　　孟子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班彪説：“從諫如順流”。中國人往往將“盛世”與“開明”聯絡起來，稱之為“開明盛世”。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等，大體説都是如此。

　　革新是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不斷前進，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雖不是最早的，卻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其中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民族自始自終具有一種不斷變易、與時俱進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日新之謂盛徳，生生之謂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在在表現了中國人不斷變化、不斷更新、不斷與時俱進的思想特徵。

　　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不知經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變革。就帶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從城市的裏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明的長足發展。從分封制到郡縣制，鞏固了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察舉制到科舉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長；從裏坊制到街巷制，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如果就文學體裁這一個局部而言，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再到詞和曲；從文言小説到白話小説；從雜劇到傳奇，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學的突飛猛進。

　　開放是文明發展的重要條件，唯開放才能吸取其它文明的長處，唯開放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歷史上的所謂盛世，大都是開放的時代，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年代。張騫通西域，帶來了中亞和西亞的文明，尤其是印度的佛教文化，這對後世中國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思想觀念、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等許多方面，對中國固有文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只有今生此世的觀念，是佛教帶來了三世之説，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反切的産生和四聲的發現與佛經的翻譯有關。隨著佛經的翻譯，漢語的詞彙擴大了，文學觀念也多樣化了，諸如“空”的觀念、“境界”的觀念，都與佛教有關。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禪宗，已經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至於唐代，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開通，形成雙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廣泛傳播，同時也從外面得到很大的補充。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經達到百萬之多，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于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繹不絕。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傳播。唐太宗設立的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到了明代，一個具有標誌性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其足跡遠達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密切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成為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壯舉。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於雙方的文明發展。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傳入歐洲，對西方文明的偉大貢獻已是公認的事實。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用科學作為傳教工具，激起中國一部分士大夫對西方哲學和科學的興趣，這包括古希臘哲學、倫理學、語言學、邏輯學、地理學、醫學、生物學、數學、歷算，以及美術、音樂、火器、水利、建築等等。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16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玉米、甘薯和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對中國開發地廣人稀的山區，滿足對糧食的需求，從而發展生産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責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