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速覽]　一頭稀疏的短髮，一雙睿智而有神的眼睛，一臉淡定安詳的笑容，90高齡的段文傑就這麼走近我們。

　　    段文傑

    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百年之際，他被授予“敦煌文物保護研究特殊貢獻獎”；今年8月，在他從事敦煌藝術保護研究60週年和90華誕的時候，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政府又將為他舉辦紀念活動，並授予他“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終身成就獎”。從風華正茂的青年，到滿頭華發的老者，段文傑為自己鍾愛的敦煌藝術研究事業傾注了整整60年的心血。在他和幾代敦煌學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外國”的局面。

    段文傑熟悉敦煌的一切，時常夢見自己置身於三危山下的鳴沙山中，或莫高窟的大小洞窟裏。

    一頭稀疏的短髮，一雙睿智而有神的眼睛，一臉淡定安詳的笑容，90高齡的段文傑就這麼走近我們。

    坐在輪椅上的段文傑朝我們和善地笑著，因為健康的原因，記者主要和他的兒子、甘肅畫院副院長段兼善交談，老人不時會心地點頭。

    段文傑，1917年生於四川綿陽。1940年考入國立藝專國畫係。畢業之後，幾經波折，于1946年輾轉到達敦煌，從此開始了對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和研究工作。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現任名譽院長的他，是敦煌文物保護研究事業的開創者、老一輩敦煌文物工作者的傑出代表和享譽國內外的著名敦煌學家，他把畢生的心血和精力都奉獻給了敦煌藝術保護研究事業，為這一世界文化遺産的保護研究事業做出了突出成就。

    對段文傑來説，這60年為莫高窟壁畫所做的臨摹、保護和研究工作，都只是為了實現他在26歲那年立下的一個理想：我要把我的生命和一切都奉獻給敦煌藝術。今天，他可以自豪地説：我做到了！

    到敦煌去取“藝術之經”

    1944年，國畫大師張大千在重慶舉辦了一場畫展──敦煌壁畫臨摹展，展出了他在莫高窟面壁兩年零7個月臨摹的大量精美壁畫。畫展轟動了山城，一時門庭若市，觀者如雲。

    重慶國立藝專國畫係26歲的學生段文傑，為了參觀這個畫展跑了二三十里路。展廳裏兩百多幅色彩斑斕的敦煌壁畫摹本立即深深地吸引了他。回到學校後，“到敦煌去”的聲音一直在他的腦海迴響，就是這次畫展，在他心裏埋下了敦煌藝術的種子，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翌年，國立藝專畢業的段文傑遵循心中的宏願，義無反顧地離開繁華的陪都重慶，向著心中的藝術聖地──敦煌進發。

    和段文傑同去的是他的3個同窗好友。一行4人，真與當年玄奘大師西天取經的模樣有幾分相似，只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去取“藝術之經”。

    一路顛簸，吃盡苦頭，他們4人終於到達西北重鎮蘭州。剛到蘭州他們就得知一個消息：敦煌藝術研究所已被當時的教育部撤銷，那裏的人都走光了。同來的同學聽到這個情況，心都涼了，打消了繼續西行的念頭。但段文傑天生就是一個咬定青山不放鬆的漢子，讓他放棄仰慕已久的敦煌藝術是斷無可能的。揮別同窗，段文傑的心弦反倒更加緊扣著敦煌不放了！

    在蘭州滯留期間，段文傑與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相識。常書鴻當時正急切等待研究所是續辦還是停辦的命令。他向常書鴻表達了立志去敦煌的決心。經過向達、夏鼐、傅斯年等學者和常書鴻的奔走呼籲，敦煌藝術研究所終於在停辦一年多之後得以恢復。待常書鴻從重慶領命回來，在蘭州等待了近一年的段文傑，就與幾個從四川徵聘來的人一起直奔敦煌而去。

    段文傑這一去，就跟家人離別長達10年。

    1956年，段文傑首次回四川老家探親時，兒子段兼善已經12歲了，而走之前他還在蹣跚學步、咿呀學語。

    他創下了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之最

    到達敦煌後，段文傑完全被莫高窟那精美的壁畫吸引住了，他一頭扎進壁畫臨摹中，忘記了敦煌生活的艱辛。

    莫高窟環境、氣候之惡劣，工作條件之艱苦，一般人難以想象。夏天干熱高溫，冬天風卷黃沙，打得人睜不開眼睛。用的是土桌、土凳，喝的是宕泉河的鹼水，沒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資不能按時發放，交通也極不便利。莫高窟就像沙漠中的荒島，三五個月進不了敦煌城是常事。段文傑他們最初的好幾年都住在由馬廄改造成的簡易房間裏。和段文傑同來的人中，不久就有因為受不了惡劣的條件而離開的。此後不斷有人來，又有人離開。

    段文傑從來沒有動過離開敦煌的念頭，即使在“文革”中被開除公職，下放到敦煌農村鍛鍊的兩年裏也沒想過。

    段文傑在國立藝專時受到過良好的繪畫教育，畫壇名家呂風子、潘天壽、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都曾是他的老師。他紮實過硬的繪畫功底和豐富的學識，很快得到常書鴻的賞識，他被任命為敦煌藝術研究所考古組代組長，負責壁畫臨摹和石窟編號等工作。

    從1946年開始，段文傑共臨摹各洞窟不同時期的壁畫340多幅，面積達140多平方米。這一成績在敦煌莫高窟個人臨摹史上創下了第一。他的代表作之一《都督夫人禮佛圖》，原畫中人物表情及衣飾都模糊難辨，臨摹難度極大。段文傑反復觀察考證洞窟中的供養人圖像，查閱了大量相關歷史資料，並進行了多次實驗練習，經過4個月才完成了這幅巨型壁畫的臨摹。

    段文傑的臨摹方法與張大千不同。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本，隨意性較大，帶有個人創作的成分；段文傑敬仰張大千，但他主張臨本應該忠實于原作。臨摹跟翻譯一樣，都是一種再創作，要想在臨摹作品中傳達出古人的精神，並不比創作容易。他主張，臨摹一要客觀忠實地再現原作面貌；二要傳神，即在精細的基礎上突出原作總體神韻；三是繪畫技巧不能低於原作水平。這些由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方法，至今仍然是敦煌壁畫臨摹的指導原則。

    1947年和1948年，段文傑他們對莫高窟洞窟進行了一次全面的編號、測量和內容調查，他們做的洞窟編號被認為是最完整和科學的，至今仍在沿用。

    歷時3年的莫高窟第285窟臨摹，是段文傑主持的敦煌壁畫臨摹史上第一座整窟原大壁畫現狀臨摹。1955年國慶節，敦煌壁畫臨品在北京故宮展出，以285窟原大臨本模型、大量巨幅臨本、精美的圖案為三大亮點，引起轟動。預展那天，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親臨現場，他説：“這個窟臨摹得與原窟一模一樣，我去敦煌看過這個洞子。”

    曾與段文傑共事近40年的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前所長關友惠説：“段文傑從1946年開始就帶領大家進行臨摹，他制定的臨摹方法一直是我們臨摹敦煌壁畫的指導原則，他個人在敦煌壁畫臨摹史上也創立了多個第一，他是我們敦煌壁畫臨摹工作當之無愧的領路人。”

    敦煌藝術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進行敦煌壁畫臨摹的同時，段文傑開始了敦煌學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從莫高窟壁畫人物服飾開始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在臨摹壁畫中，為復原一幅唐代壁畫，查閱了百餘種有關古代服飾的文獻資料，通讀了二十四史中的《輿服志》，摘錄了兩千多張卡片，為他以後進行敦煌服飾研究打下了基礎。後來，他寫出了《敦煌服飾》這一重要學術專著，豐富了我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內容。解放後一直致力於歷代服飾研究的沈從文，還不辭路遠專門拜訪過段文傑，與他探討敦煌壁畫服飾研究的問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段文傑潛心敦煌藝術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先後撰寫發表論文50余篇，出版了個人論文集，並編撰出版了一批研究專著，近百萬字。

    對敦煌藝術的起源歷來有“西來説”和“東來説”兩種觀點。段文傑通過研究，認為這兩種觀點各持一端，都失之偏頗。他認為敦煌藝術是在深厚的漢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外來藝術的營養而成長起來的中國式的佛教藝術。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內外敦煌學學界的重視和肯定，為後繼研究者打開敦煌石窟藝術的奧秘提供了一把鑰匙。

    敦煌早期洞窟中出現的東王公、西王母，形象來源説法不一，段文傑認為這是道教思想與佛教融合的表現。他以西魏249窟為例，詳細論述了這種早期佛教藝術中國化的特殊形式的來龍去脈。

    段文傑在前人考古研究的基礎上，以幾十年臨摹壁畫的深切體會和對藝術規律的把握，對敦煌石窟的美學意義和歷史價值進行了探索。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40餘年的現任院長樊錦詩説：“段文傑從美術史和美學的角度探討敦煌藝術的風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藝術形成的歷史的、社會的原因，並從宏觀的角度來把握敦煌藝術的時代發展脈絡。憑藉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説他是敦煌藝術研究的集大成者。”

    敦煌研究院──當之無愧的敦煌學研究中心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接管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並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1982年段文傑繼常書鴻之後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1984年段文傑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從1982年到1997年底，敦煌研究院平均每年的科研成果，相當於1980年以前近40年的總和。

    敦煌是我國絲綢之路上的明珠，莫高窟則是明珠中的瑰寶，是世界文化遺産的巨大寶庫。為此，段文傑確立了“保護、研究、弘揚”的六字工作方針，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危崖加固工程，修復了大面積的病害壁畫和彩塑；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莫高窟設置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全自動氣象站和其他的環境檢測儀器，對窟區大環境和洞窟內微環境進行監測記錄。

    在段文傑的倡導下，學術期刊《敦煌研究》于1983年正式創刊。該刊在國內贏得了“全國優秀社科期刊”、“國家期刊獎”等多種榮譽，是國內外敦煌學學者的必備參考。

    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段文傑深知人才對敦煌學事

    業發展的重要性。在他的主持下，敦煌研究院制定了充實研究隊伍、招攬人才的計劃。除了在《光明日報》上刊登人才招聘啟事，引進業務骨幹外，每年還不斷從大專院校招收畢業生，保證了敦煌學事業後繼有人。段文傑還積極爭取國際援助，在他任內先後有近60人次赴國外深造。

    1994年，中國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基金會正式成立。僅1995年和1996年兩年時間，段文傑為敦煌石窟保護研究事業募集資金近500萬元。

    段文傑多次呼籲，希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能及早回歸故里。1997年5月，日本青山慶示把其父生前用重金購得的8件敦煌文物，親自送到敦煌研究院。日本著名敦煌學家池田溫教授在敦煌研究院參觀後動情地説：“看來，敦煌研究院，是當之無愧的敦煌學研究中心。”

       敦煌學回歸故里

    1900年6月，莫高窟的守窟道士王圓?，偶然發現南區北段洞窟中的一間密室墻壁上有裂隙，敲之有空洞之聲，隨即打開，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被發現了。他打開了一個沉睡了幾百年的藝術寶庫，同時也打開了一扇莫高窟文物流失之門。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從王道士手中提走經卷文獻寫本24箱,絹紙繪畫品5箱，唐人繪畫和織繡繪畫50箱，盜運國外；1914年，他第2次到敦煌，又盜走500多本寫經。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從莫高窟挑選了大批寫本精華和斯坦因遺漏的絹紙繪畫及絲織品。此後，日本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美國的華爾納，又先後從莫高窟盜走大量珍貴文物。

    外國學者根據從莫高窟流失的文物，開始對敦煌藝術進行研究。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國家已經有十幾個。

    我國學者陳寅恪最早提出“敦煌學”這一概念。國外敦煌學的持續升溫和國內敦煌學的鮮有人問津，形成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外國”的説法。

    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中國的敦煌學研究逐漸走向系統化和專業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文革”中敦煌學研究全面停止，所幸敦煌石窟沒有遭受破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敦煌學和世界敦煌學一道，迎來了大發展的重要時期。

    從1982年起，段文傑不顧年邁，開展了頻繁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為我國敦煌學研究開拓了道路。從1983年到1994年，段文傑先後倡導並主持了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第一屆敦煌石窟研究國際座談會、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幾次具有重要影響的會議。

    1994年敦煌研究院主辦的“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有來自16個國家的200多名中外專家學者參加。如果説前幾次敦煌學研討會是將敦煌學研究引回故里，那麼這一次則呈現出敦煌學研究在回歸中走向世界的發展態勢。中國的敦煌學者在研究中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展示了中國敦煌學繁榮興盛的良好局面。

    240萬字的《敦煌學大辭典》于1998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由季羨林擔任主編、段文傑等任副主編，匯集了全國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100余位權威學者，歷時10餘年，數易其稿而成。共收詞6900余條、黑白圖片600余幅、彩色圖片100余幅，涵蓋敦煌學的所有方面，是國內外敦煌學家的重要參考工具書。

    在全國敦煌學者共同努力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外國”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變，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傑讓敦煌學回歸故里的願望已經實現。

    最早和段文傑一道進入敦煌工作的史葦湘説：“我覺得段文傑最突出的一點是他一反以前的研究方法，把事業從宏觀上組織起來，把我們的研究成果不斷發表出版，使中國敦煌學確立了國際地位，改變了以往的落後形象。”

    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讚譽，段文傑謙虛地説：“敦煌學已經回歸故里，這是中國敦煌學者共同努力的成績，但是敦煌學是國際的學問，歡迎各國學者進行研究，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

    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的段文傑説，敦煌莫高窟是他工作、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地方，敦煌的一切他是那麼熟悉，以致在入眠後，也不時夢見自己置身於三危山下的鳴沙山中、或者莫高窟的大小洞窟裏。

    敦煌莫高窟，是他的大夢，是他的夢想棲身的地方。

責編：徐穎

第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