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被徐志摩讚為“剛毅木訥,強力努行”的他,曾是哈佛大學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哲學博士。學成歸國,他主持了仰韶文化遺址考察,使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創造的田野科學考古方法,至今仍被考古界沿用。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他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使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重現。今天,殷墟安陽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産,成為全人類共同矚望的財富,而已離我們遠去的他,也因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項目《李濟文集》的出版再度被世人緬懷……

李濟先生仔細察看剛出土的文物（資料照片）

    1948年歲尾,一艘不知名的軍船駛向台灣海峽。中國學術界一個盡人皆知的名字,也隨之消隱。半個多世紀後,2006年,隨著煌煌500萬字的《李濟文集》在上海出版,這個名字───李濟,又從水面浮出。

    哈佛大學第一位中國哲學博士

    李濟先生1896年6月2日出生於湖北省鐘祥縣。11歲那年,父親通過最後一次科舉考試,在北京得到一個官職,全家遂遷入北京。1911年,用庚子賠款開辦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招生,15歲的李濟榜上有名。1913年,李濟與同學組織了清華史上第一個學生團體───“新少年會”,後改名“仁友會”。1917年,美國華爾考博士在清華講授心理學和倫理學,年輕的李濟對此産生了興趣。

    1918年8月,上海碼頭,“南京號”遠洋輪載著李濟等百多名青年學生出洋深造。李濟攻讀的是美國克拉克大學心理學系。在這裡,他與徐志摩同住一家公寓,成為好友。徐志摩是自費生,讀的是歷史專業。第一學年,李濟和徐志摩便分別以全年級第二和第一的成績畢業,獲學士學位。爾後,徐志摩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李濟則改學人口學。1920年夏,李濟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徐志摩則去倫敦求學。這段時期,兩人常有書信往來。徐志摩十分贊同李濟改學人類學,認為他是一個做學問的人。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李濟:“剛毅木訥,強力努行,凡學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人類學研究院,李濟是唯一的外國留學生。在取得人類學碩士學位以後,李濟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中國民族的形成》。李濟認為,中國民族主要有五大成分:1、黃帝子孫,圓頭窄鼻;2、通古斯,長頭窄鼻;3、藏緬族群,長頭寬鼻;4、孟一高棉語群,圓頭寬鼻;5、撣語群。另有三個次要成分,依次為:匈奴、蒙古、矮人。這篇論文開了中國人種學研究之先河。1922年12月,在美國人類學會上,李濟做了題為《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的報告,提出要從考古學、民族志等方面考察中國人類史和上古史。這次演講反響很大,著名哲學家羅素在撰著《中國問題》一書中,大段引證李濟的觀點。

    1923年5月,李濟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評委會給予的評價是:“極佳。”6月,他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這是中國留學生在哈佛取得的第一個哲學博士學位。

    80年前第一鋤，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

    取得博士學位後,李濟如期回國。起初,他應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之聘,任社會學和人類學教授。1924年,已是南開大學文科主任的李濟,和魯迅、王同齡、蔣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學講學,由此結識魯迅先生。1925年4月,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被聘為教授。29歲的李濟,受聘為唯一講師。

    這年,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考古隊,紛紛來中國“尋寶”。其中,美國史密森研究院弗利爾藝術館委員畢士博,聽説李濟是中國第一位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即來信邀請李濟參加他們的考古隊。李濟回信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二是在中國掘出的文物,必須留在中國。畢士博回信道:“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

    1926年5月,畢士博與清華校長曹雲祥商定了合作事項,即弗利爾藝術館與清華國學院合作,由李濟先生主持,經費主要由弗利爾承擔,發掘報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暫由清華保管,今後交中國國立博物館。

    1926年10月,李濟率隊來到山西省夏縣西陰村。這年初春,李濟曾和地質學家袁復禮沿汾河流域進行了一次旅行調查。在西陰村,他們發現了一片佈滿陶片的地方。這片區域很大,有好幾畝地。他們俯身撿拾幾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細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來後,李濟決定將西陰村作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現場。從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隊在西陰村不僅發現了10多萬片史前陶片,還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獸骨、貝殼片等。最有意思的是,發現了半隻被利器切割過的蠶繭殼。這一發現表明,中華民族在史前就家養蠶繭。1995年9月,為紀念李濟先生誕辰百年,台灣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為時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僅一件,即半個蠶繭殼,可見這半個蠶繭殼的“分量”。

    這次發掘,撿拾起中華文明一段重要歷史───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更標誌著現代科學考古進入中國。他們制定了《山西省歷史文物發掘管理辦法》,明確“發掘所得歸國家所有”;在西陰村,他們沒有將整個遺址挖開,而只是選擇了一小塊面積。挖掘中,李濟創造的“三點記載”、“層疊”、“探溝探坑”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魂牽夢繞是安陽

    我國著名學者、“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説過:“現代考古學真正系統地在中國展開,是從1928年李濟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後,主持對殷墟進行發掘開始的。”

    殷墟文化遺址,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陽走向世界的,當屬李濟先生。

    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對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濟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國的李濟收到傅斯年的電函,希望他儘快回來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這時,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對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進行。年末,李濟回國。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對殷墟進行第二次挖掘。以後,差不多每年的春秋兩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濟的主持下對殷墟進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

    安陽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尋找有文字的中國古代史,即人們通常説的“甲骨文”。1929年,李濟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在殷墟首次發現的大塊甲骨,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貞卜文字。1936年6月,對殷墟的最後一次挖掘,獲得了至為重要的成果:12日是這一“戰役”的最後一天,下午4時,在小屯村的一個地下貯藏坑裏發現了龜版。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一塊塊取出。誰知,當取出3760塊時,還只是一個面上部分。於是,決定再延續一天。第二天,當太陽下山時,他們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後來,又用了4個晝夜,才將埋藏珍品的土塊整體起出。經過幾個月的整理,這次共發現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與甲骨文同時出現的還有青銅器、玉器、日用器具、人獸骨、建築遺跡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紋石器、玉飾品、青銅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軀體,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勢,還有一跪著的人體殘部。顯然,小墓是陪葬墓,這是一處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則發現了一個埋有完整馬車和四匹馬的車馬葬坑。這是第一次發現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轟動中外學術界。一個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現在世人面前。

    之後,李濟先生以畢生精力研究和宣傳安陽。1953年11月,李濟出席在菲律賓舉辦的第8次太平洋科學協會和第4屆遠東史前會議,分別作了《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殷代裝飾藝術的諸多背景》、《小屯殷代與先殷陶器的研究》的演講,引起熱烈反響。1954年10月,李濟應邀回母校哈佛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和哈佛燕京社作講演。11月,又赴墨西哥講學。之後的數十年間,他先後往返于美國、希臘、德國等國演講或出席學術會議。70歲後,他出國講學的腳步還未停下。

    先生由殷墟而著的《安陽發掘與中國古史問題》、《殷墟出土青銅器形研究》等著作和論文,被世界多家出版社和報刊雜誌出版刊用。1977年,李濟在81歲高齡時,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部專著:《安陽》。為讓世界了解安陽,這部作品用英文寫就,由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日文版《安陽》在日本出版。

    文物在哪,人在哪

    1937年抗戰爆發,為保護文物,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正在規劃中的中央博物院向西南遷移。這一艱巨的任務,是由李濟先生負責的。1132箱文物文獻,在他的“押運”下,先到長沙,再由長沙轉到昆明,最後遷到四川南溪的李莊。一路顛簸,受盡磨難。途中,兩個隨他一起遷移的女兒,患病後得不到及時治療,先後去世。這次文物大遷移,堪稱中國文物史上一次壯舉。

    1948年年底,惶惶不可終日的國民黨政府,決定將部分重要文物先行運往台灣。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都在轉移之列。這次遷移,北京方面由徐森玉負責,南京方面則由李濟領導。當時,很多人反對將文物遷到台灣,李濟也很矛盾。最後,他選擇了去。他説:“文物在哪,人在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都不重要。”在李濟心裏,沒有什麼比文物更重要了,文物的命運高於一切。

    1949年2月,李濟唯一的兒子李光謨離開台北,回上海同濟大學上學。從此,天各一方,父子倆再也沒有見上一面。1955年,李光謨收到輾轉了大半個地球的父親來信。分別6年後的這封信,李濟説的多還是事業。他告訴兒子,他教了一位絕頂聰明又非常用功的學生,準備送他到哈佛去深造。這位學生,就是後來名聞世界的考古學家張光直。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回國後,李濟撰寫了《抗戰後在日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向有關部門報告。這次調查,追回了週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79年,李濟先生突發心臟病,不幸逝世。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沒有發現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冊書,也沒有一本是珍本、善本。已是著名人類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的張光直這樣評價他的老師:“近六十年的歲月裏,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的李濟,為人文科學和歷史科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著支配地位。”“他對在中國建立科學的學術事業懷有一種誠摯的熱忱,並用自己的言行樹立了一個令他的後繼者渴望達到而又難以企及的榜樣。”

    畢生著作第一次結集出版

    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中,李濟先生寫下了大量關於中國考古的學術論著。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文字從未在國內結集出版。8年前,張光直與李濟之子李光謨,著手編撰《李濟文集》。著名學者王元化聞訊後,熱情向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推薦。在有關部門的批准下,《李濟文集》的出版,被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項目。去年,在李濟先生誕辰110週年之際,近500萬字的《李濟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年的7月13日,安陽獲得全票通過,被聯合國評為世界文化遺産。

    《李濟文集》共5卷,收有1000多幅文物圖案,100多張歷史照片,彌足珍貴。第一卷收入先生考古學論著26篇,分為“中國人類學”和“古史研究一般”兩輯,從中可見李濟先生對建立中國現代考古學和上古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貢獻。第二卷收入先生21篇考古學論著,分為“石器時代史”、“西陰村發掘”、“城子崖發掘”、“安陽殷墟發掘”4輯。這些論著,不但對了解我國現代考古學有參考價值,對與之相關的地層學、年代學、甲骨學、器物學等也有重要指導意義。第三卷收有13篇考古研究論著,分為“殷墟陶器研究”、“石、玉、骨器研究”、“小屯及豫北等青銅器研究”3輯,不僅對我國現代考古學具有奠基意義,而且為我國殷商文化的研究開了先河。第四卷收有《殷墟銅器研究》等論著16篇,探索了殷商時代科學技術文化及其淵源。第五卷則是先生的人生經歷實錄。先生在文章中,談到與魯迅、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梅月涵、董作賓、胡適等人的交往。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認識李濟,我們看到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風範。忘不了那一段話───李濟先生於1954年給張光直的信:“每一個中國人,若是批評他所寄託的社會,必須連帶地想到他自己的責任。中國民族以及中國文化的將來,要看我們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現代學術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識、求真理的人們,不僅工程師或醫師。中國民族的稟賦,備有這一智慧:適當的發展,即可對現代科學工作作若干貢獻。你們這一代是負有大使命的。”這是李濟先生心跡的忠實展露。

    (本文作者為新華社記者)

責編：高正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