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批評當下年輕導演的創作時，經常遇到的反應是──對方振振有辭地説，這是生活中真實出現的，即認為作品只能照搬生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拒絕倫理上的想象力，便是拒絕藝術上的最重要的想象力。”

    今年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無間道風雲》和最佳外語獎《竊聽風暴》(又譯《別人的生活》)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有關“特工”的。前者是根據香港電影《無間道》改編，內容是人們熟悉的黑白雙方的臥底故事；後者是德國33歲年輕人弗洛裏安?亨克爾?馮?多納施馬克了不起的處女作，內容是關於當年的東德當局如何通過竊聽來監視控制藝術家。

    斯科塞斯鬼迷心竊

美國版的《無間道》

    在很大程度上，這次的最高榮譽與其説是頒給《無間道風雲》這部影片的，毋寧説是頒給它的導演馬丁?斯科塞斯這個人的。此公1973年以自傳體黑幫片《窮街陋巷》一舉成名，1976年拍攝的《出租汽車司機》成為電影史上的里程碑，也將美國獨立製片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此後每隔一兩年這位老兄都要鬧出一些不小的動靜，他先後4次獲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憤怒的公牛》1981、《基督最後的誘惑》1989、《好傢伙》1991、《紐約黑幫》2003)，以及不止一次最佳編劇提名，但是都失之交臂。人們稱他這一次獲獎是“眾望所歸”，的確，有關馬丁?斯科塞斯與奧斯卡就像是一部長長的懸念劇，它應該落幕了。

    從影片本身來看卻不免令人泄氣。不應該説根據別人改編的電影在原創力方面，肯定就遜了一籌，但是這部美國版的《無間道》實在沒有多少激動人心之處，其緊張、熱烈的氣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飾演臥底的兩位大明星萊昂納多和馬特?達蒙充滿焦慮的表演完成的，應該説，此前的梁朝偉和劉德華比這二位沉得住氣多了，所呈現的性格也較之複雜。由馬丁?斯科塞斯“成千上萬”個繁複鏡頭所傳達的，是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縮減故事，其中黑白分明，善惡有別，各走各道，所謂“臥底”，不過像是換了一個工作環境上班，不同的環境對於當事人的精神世界沒有其他滲透性影響，他們都不準備用自己身邊人的眼光看這個世界哪怕一分鐘，不承認在對方身上也有自己的任何內容，並因此感到有些內心壓力。在對周圍環境和自己的內心採取一種封閉式拒絕之後，影片安排了兩個臥底英雄共享一個女朋友，借助與女性的交叉關係來替代人物本身精神內部的交錯糾結，這真是非常表面幼稚的。可以説，當馬丁?斯科塞斯離奧斯卡獎越近一些，他離自己最初淩厲冷峭、不屈不撓的起點就越遠一些。這令我想起此地的陳凱歌，以陳凱歌在《黃土地》及《孩子王》中流露出來的中國儒家文化的深厚視野，他其實不需要拍攝《無極》這種莫名其妙的東西，而馬丁?斯科塞斯拍攝這部獲獎影片，也仿佛是同樣的鬼迷心竅。

    “你是有選擇的”

《竊聽風暴》：根據生活的邏輯、倫理的邏輯編造出來的故事

    對比之下，這部《竊聽風暴》提供了一個補充視野，不管從人性的複雜性來説，還是人性的可能性來説，這部影片的處理完全不同。年輕人多納施馬克為這部電影整整準備了9年，當他拿著自己寫完的劇本四處尋找投資，人們第一反應是“這個東西太嚴肅了”，他們推測觀眾仿佛更加喜歡《再見吧，列寧》那樣帶有懷舊的喜劇影片。

    不只是馬丁?斯科塞斯影片中的那些“黑白”臥底人員，這個世界上不同民族形形色色的人們都是在一種“規定情景”下生活，按照老掉牙的劇本扮演自己的角色。除非“劇情”發生變化，否則“性格”一如既往，人們進而將環境説成是命運，一切都是環境使然。用這部影片另外一個主人公、劇作家德瑞曼先前的話來説：“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能做什麼呢？”德瑞曼的“環境”是1984年年底的東德。在他夫人主演的戲劇劇場包廂裏，坐著國家安全部門的秘密警察。在觀眾席上，坐著這個國家的文化部長。散戲之後，文化部門與安全部門的人們一道坐在空下來的座位上，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事業因而有著許多共同語言。

    負責監聽劇作家和女演員夫婦的任務分派給了一個叫做魏斯樂的警官，他原先在警官學校教育年輕學生們怎樣運用不許睡眠的疲勞戰術，從“嫌疑犯”口中掏出他們想要的東西。在他的課堂上有學生提出“這樣做是不是不人道”，他的反應是迅速在這個學生的座位圖示下標出一個不信任的記號。魏樂斯當然也知道這項任務的艱巨。一方面是因為這個劇作家“老奸巨猾”，不輕易讓人抓住把柄，另一方面是因為如果他不能發現什麼，將會直接影響他的仕途，他的“頭兒”在佈置任務時就是這麼説的。但是看上去這位魏斯樂先生躊躇滿志。他還有一個動機不能挑明説──剛才看戲時，他用望遠鏡緊盯著女演員許久許久。他與他的同伴在劇作家家裏佈滿了竊聽器，保證每個角落都能夠聽見，包括他們夫婦做愛時。

    不能一概用“犬儒主義”來形容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情況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對於德瑞曼來説，他的底線是按照良心而寫作，為了寫作他需要過一種安靜的、不受攪擾的生活。但當文化部長當面威脅他的劇本有問題，他的演出可能被取消時，他當即表示“人是聽從於自己的良心的”，即他可以在所不惜。他的兩位作家同行毫斯和艾斯卡看起來比他要更加激烈一些，他們使用的語言正是我在翻譯工作中所寫下的：“本來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如今變成司空見慣的”以及“再也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如果不是因為好友艾斯卡自殺，德瑞曼這樣的生活也許還會延續一段時間。艾斯卡的死深深刺激了他，他喪失了寫作狀態，為此日夜不寧，感受自己的忍受到了極限。他的朋友帶來了一部微型打字機，他用這個東西寫下了關於東德人自殺現象的文章在西方發表，其中發佈了艾斯卡死亡的消息。他終於松了一口氣，這個東西當然是匿名的。相反，那部龐大的警察機器因此而感到極為緊張，有人開始為找出隱蔽作者忙碌起來。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選擇決定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導演兼編劇多納施馬克為自己的影片提供的解釋是：“你是有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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