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再次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話題。Google中國區總裁李開復批評説,目前研究生教育規模太大,培養出的人才不能適應21世紀的需要,應該擴大職業專科學校的比例,培養更多企業迫切需要的技工和服務人員。但教育學者丁鋼教授則認為,當前我國的研究生教育規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研究生與研究者不是一回事,研究生畢業後也可以做高級技工,西部和邊遠落後地區需要大量高學歷人才。
的確,當前高學歷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難;但另一方面,企業卻難覓高技能人才,以致需要高薪聘請退休技工。不可否認,讓受過高學歷教育的人去做高級技工和服務人員,對具體的人和整個社會來説,成本都太高了一些。我認為,與其讓研究生去做高級技工和服務人員,不如調整教育結構,滿足社會對人才的多種需求。
教育不僅具有社會功能,還具備個人功能。教育既要為實現國家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目標服務,同時又承擔著發展個人的功能───包括使人學會謀生的本領,學會做人的道理,並不斷提升和超越自我,等等。我們過去的教育政策之所以出現各種弊病,原因就在於沒有注意到這兩個功能的合理區隔。而在一些“獻計”者心目中,也多半沒有溫情脈脈的人,只有GDP等各種冷冰冰的統計數據。
對個人發展而言,“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一條無法漠視的基本規律。人有追求好的工作的需要和權利。這裡的好工作,自然包括符合其興趣、有良好的社會聲望、有不錯的收入、有可持續發展的空間等。對於教育,沒有人能夠否認它需要計算投入産出,人們不希望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畢業後卻去從事收入和社會地位都很低的工作。在偏遠地區工作固然可以,但如果沒有很好的事業發展環境,沒有相應的政策扶持,單單以“奉獻”為號召,要高學歷人才去那裏工作,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因此,好的教育政策必定要兼顧社會功能和個人發展功能,比如著稱於世的德國“雙元制”職業技術教育就是如此:在職教階段,德國學生有一部分時間在企業實習,從企業拿工資,另一部分時間在學校學習,這種方式有效培養了德國經濟所需要的各種技術人才。當然這種教育方式需要社會、企業、學校和個人的合作,為此德國聯邦政府立法規定學生的實習待遇。而企業也樂意支持職業教育並視其為自己的責任。
反觀我國,職業技術教育卻陷入悖論:一方面,經濟和社會發展迫切需要高技能人才,需要職業技術教育蓬勃發展;同時學生和家長卻不看好職教,家長不願讓學生上中職和高職,職業技術教育成為“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近五年來隨著高校擴招,我國職教生存空間空前受擠,招生和就業都遇到很大困難。
察其原因,固然與我們根深蒂固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各種職業有等級之分有關───很多人仍然認為職業技術教育不是“讀書”,而是“學手藝”。更重要的是,企業缺乏支持職教的傳統,大多不願為培養此類人才付出努力。許多企業人士認為,我們追求的是利潤,要對股東負責,對社會負責是很次要的,這就是我們的企業倫理。但根本原因,還在於我國的公共教育政策沒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作出相應的、實質性的調整,既往的政策慣性仍然在發揮主導作用,比如現在高等教育,最搶眼球的都是力爭“世界一流”的各類研究型“工程”,但誰想過在職教領域做“世界一流”呢?
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設計政策時要考慮具體的人的需求並加以滿足,必須通過調整利益機制,來引導有真實需求的大眾接受職業技術教育。而改變觀念不過是第一步。此外,職業技術教育本身也要考慮人的全面發展,也要建立深造和進修渠道,而不能在職教和低文化、低素質之間建立必然聯絡。在設計職教的發展路徑時,不能僅限于相當於大專層次的高職,而要有更高層次的高等職業教育,以滿足尖端和特定人才的需求。
千差萬別的教育類別需要評價體系的多元化,如果把普通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硬套到職業技術教育上去,必然使之不倫不類,無所適從。當然,各種評價體系能夠深入人心也很重要。(東方早報 李同吉)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