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北京市廢除了《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規定非京籍學生享受同等入學待遇。有學籍就意味著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參加派位、推優，跟京籍學生競爭優質教育資源。不少北京家長對這項改革的抱怨、對外地孩子的憎惡溢於言表。（新華網6月10日）

    北京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外地生學籍、上海“關停並轉”農民工子弟學校，這些舉措被輿論認為是“中國一線城市試圖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風向標”。事實上這些舉措也只是有限的進步，義務教育完成之後，這些外地學生的中考怎麼辦，高考怎麼辦？他們面前依舊橫著許多邁不過的門檻。然而，即便是這“有限的進步”，也遭遇了“非暴力不合作”：有形的條件限制放開了，無形的歧視依舊。北京的很多學生家長認為外地學生的大量涌入有可能降低北京學校的教育質量。

    關於北京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外地生學籍引起北京家長抱怨的現象，新聞沒有進一步呈現北京家長抱怨和歧視的程度。但《南方都市報》6月9日的一則深度報道卻詳細描述了上海“關停並轉”農民工子弟學校後，這些外地學子遭遇了怎樣的歧視。在上海H中這所公立學校裏，“東部貴族，西部平民”分化明顯。“貴族”指的是當地學生，“平民”自然是外地學生。學校為了區分這兩部分學生，從校服顏色、作息時間、學校活動場地設施使用等方面都作了明確規定。而且，“東部”本地學生如果和“西部”外地學生互相交往要受到處分；在“東部”學生的印象裏，老師口中的“西部”學生“成績差，又會搶錢打人，跟他們交往出了事學校不負責任”；而在“西部”學生的印象裏，老師口中的“東部”學生才是這學校真正的主人“結交他們擾亂學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險的事情”。

    這是怎樣的一種歧視！同在一個屋檐下求學的學生，卻被人為地相互隔離。那些“西部”孩子小小心靈又受著怎樣的創傷？小小年紀，他們便體味著世態炎涼、體味著階層分化、體味著本不屬於他們的蒼涼。

    按説有形的“制度籬笆”已經拆除，所有學生應該能夠很快融合到一起才對。有形的墻推倒了無形的更可怕的墻又立起來了，這只能説明在眾多國人心目中，特別是一線發達城市本地居民的意識中，他們精英化的優越感越來越強烈，早已不屑于底層群眾為伍，而且他們還有意識地教育自己的孩子遠離底層人民的孩子。放在更大的視野空間裏來看國人的“傲慢與偏見”，正如有評論指出，“當下中國，歧視與偏見根植于每個人的心中，權貴歧視平民，不願意讓他們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個學校；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願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有錢的外地人歧視那些引車販漿人的後代，害怕他們把自己孩子帶壞。”

    財富分配不公造成了當下的階層分化，而無處不在的“歧視”又固化了此種分化。當“歧視”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時，即便拆除了“制度藩籬”它依舊會如毒瘤一樣殘留在人們的內心，何況我們拆除“制度藩籬”的速度和效果並不理想。而對於那些從小就受到種種歧視的孩子來講，等他們長大之後，他們會不會認為這早已不是“階層的分化”，而是更嚴重的“階級對立”呢？在他們成長的路上，無處不在的歧視一定會在他們心中留下“階級”的烙印。

（陳方 原題：歧視會不會給孩子留下階層烙印）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