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年底武漢醫生王爭艷常開“兩毛處方”的新聞被媒體熱議後，“一毛處方”近日再現。常州市民張先生8日上午告訴記者，6月2日，他帶著孫女去常州第七人民醫院看病時，不僅錢花得少，服過徐莉醫生開的一毛錢處方藥後，孫女的病很快好轉了。(6月9日《揚子晚報》)

    “看病難、看病貴”的背景下，“一毛處方”的再現，必會再度掀起公眾對醫德的討論。但必須認清的事實是，對“一毛處方”以及對醫生的追捧，只是我們的道德幻覺。因為，在醫德難以被苛求的情況下，制度訴求才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作為醫改探索先鋒的神木模式，無疑更值得我們期許。據6月9日《三聯生活週刊》報道，神木醫改的制度設計，是通過嚴格的費用指標控制，來約束醫生和醫院的行為，限制這些曾經在醫患關係中因為擁有賣方市場位置和醫療專業知識而佔據上風的服務提供方，以避免公共資源被濫用。神木縣政府這一年通過和各種不算嚴重但也未停止過的欺詐手段交鋒，完善制度框架內的細節。

    和一毛錢處方比起來，神木要求醫生為病人每日花費限定經濟指標的做法，也更具現實意義。我們不奢求，各地均能在短期內效倣神木的全民免費醫療，但對各地而言，借鑒神木這種要求“醫生每日治療費用超標，將被凍結開藥權”的經驗性做法，並非難事。況且，神木推行的制度並非一成不變，比如，對費用的考核是以平均價計算，醫生的費用控制也是以所管轄病人的平均花費為標準。如果遇到重症病人，還有公共窗口為越線醫生“法外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