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電影製片廠將投資1000萬元拍攝電影的消息，再次將漸漸遠去的王家嶺礦難推到了公眾面前。此次礦難，曾經牽動了世界的目光。堅持不懈的救援努力，最終讓百名井下礦工生還。當時，喜出望外的安監官員稱，“創造了世界礦難救援史上的奇跡”，也有不少人反思礦難背後的“人禍”因素。影片的拍攝，讓爭執再起。

    據悉，這部反映“王家嶺大救援”並暫名為《八天八夜》的電影，將作為“重點獻禮片”在“十一”前後隆重推出。批評者認為，沉痛和反思遠勝於唱讚歌，偏執于“喪事當喜事辦”的習慣思維，只會讓災難更加深重，我們的社會難道缺這樣一部“歌功頌德”的電影嗎？

    其實，“喪事當喜事辦”是特殊年代把新聞宣傳當成工具帶來的思維方式。其基本特徵是：災難不是新聞，救災才是新聞，災難和損失一筆帶過，大書特書有關部門的關心關懷、及時有力的救援措施和救援成就。1976年唐山大地震，現場攝影師被要求只能拍攝損壞的建築，製作地震科教片，而不能拍攝廢墟上傷痛的人群，這導致真實的災難鏡像永遠地缺位，不能不説是一個歷史遺憾。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這種“成就式”報道已經得到重大改觀，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全方位的報道早就摒棄了“喪事當喜事辦”。在一個開放的互聯網輿論時代到來的時候，到處都是活躍的“公民記者”，“人人都是報道者”，再想重復舊的做法，已無可能。

    所以，聽到“王家嶺大救援”將拍攝成電影《八天八夜》的消息後，與其繼續聲討其“喪事當喜事辦”的思路，譴責其浪費錢財和喪失良知，不如換一種表達方式，那就是，如何拍一部有意義的災難片？影像是真實而具體的，一篇新聞報道可以抽象地寫一句“政府的關懷和重視”，而一部按照藝術規律拍攝的優秀電影故事片，真要體現出這種“關懷和重視”，卻必須有生動的細節和故事。概念化的表達和程式化的表演，很難打動觀眾。

    所以，“王家嶺大救援”要拍攝成影片，不管資金是電影製片廠自籌，還是政府撥款、社會投資，其所要遵守的，首先都應該是藝術創作的規律，而不是主題先行。按照藝術規律辦事，王家嶺礦難首先應該拍成一部災難片。我希望，電影能真實地呈現礦難發生後井下工人求生的困境和無奈，在微茫的生命希望中，人性的理想、光芒，是怎樣展現出互助支撐和感人的力量。

    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而言，災難片就像一個民族的心靈歷史也和精神鏡像，唐山大地震如此，王家嶺礦難也如此。沒有人反對馮小剛拍攝《唐山大地震》。他剛剛製作了一個宣傳片，片中一個小女孩的雨中鏡頭和憂傷的音樂，馬上引起了億萬網民的共鳴，進而對《唐山大地震》充滿期待。如果“王家嶺礦難”被拍攝成一部曆盡艱辛、充滿悲苦卻又折射出人性光輝的災難片，而不是粗製濫造的歌功頌德片，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它？

    面對層出不窮、讓人憂傷的礦難，我們確實應該有更多反思和警醒；對煤炭暴利、官煤勾結等等社會問題，我們也應該有斬斷利益勾結、走出現實困境的勇氣和辦法。但就一部電影的拍攝而言，讓藝術回歸藝術，讓真實再現災難成為重要訴求，比單純反對拍攝電影的道德義憤更重要。

（劉暢 原題：我們為什麼要拍礦難救援片）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