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耒陽市教育局一日簽發167份調令，將大批農村教師調往市區。目前，當地教育局局長王宗江已被雙規，副局長賀洪興因在調動中收受賄賂被捕。（《法治週末》5月24日）

    這樣的突擊調動公眾並不陌生。去年，河北武安曝出“教育局長免職當夜調動上百農村教師進城”，讓人大開眼界；2009年12月，廣東和平縣突擊特批200人進入事業單位；2007年，甘肅甘谷縣在縣長離任前突擊進行了115人的人事調動。雖然均稱沒收錢，“因求情者太多，得罪不起”，但突擊調動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被網友稱為“突擊腐敗”，縱無權錢交易的成分，也至少讓用人程序與制度失去了嚴肅性，成為權力隨意揉捏的麵糰。

    此次耒陽的教師異動，無論如何喝止批評都不為過，撇開違紀違規不論，不得不面對的是，突擊調令背後的城鄉差別與失衡的資源配置。

    耒陽的王宗江“2002年當局長至今8年時間，一直沒調動教師，壓在這裡。”離任前的突擊調人已成官場常態，固然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瘋狂，也不能不説是放手一搏來還人情。這壓力錶面是各方的關係因素，實際是城鄉條件的“壓力差”使然。基層人員因艱苦不能安心，各顯神通找局長、縣長，彼等只有在離任時以破釜沉舟之勢來衝破壓力“畢其功於一役”。

    “廣東最窮村落後全國30年，300人學校無廁所”、“城鄉分割等拉大收入差距”，24日的另兩則新聞反過來揭示了突擊調動的幕後推手。“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比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都高。”“壟斷行業與其他行業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這也造成企業、政府領導拼命讓自己子女“潛規則”就業。（《人民日報》5月24日）而富如廣東者，也有窮得不堪入目的。粵西雷州有個東塘村，貧困率超過51％，300多人的學校沒有圍墻沒有廁所，要方便只能到附近樹林。（《南方日報》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