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政府一高級官員辭職，近日引發廣泛關注。權威部門4月26日證實，武漢市發改委主任徐進已遞交辭呈，棄政從商。有關工作人員稱，如果辭呈獲准，徐進將成為武漢有史以來辭職下海的最高級別官員；對徐進辭職後的去向大多稱他將在北京某企業任要職，其中“去中鋼集團”傳言為多。（4月27日《楚天金報》）

    現代社會，從一而終的就業理念正在發生變化。企業職工跳槽已是家常便飯，但是官員辭職的並不多。尤其是武漢史上辭職下海的最高級別官員，自然少不了坊間一番猜測與議論。組織部門對此予以證實，有利於消除公眾疑問。但是發改委主任辭職經商是否獲批，辭職以後幹什麼，仍然是謎團，期待解密。

    官員幹得好好的，幹嘛辭職呢？是看不慣現實官場？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還是其他原因？人各有志，官員辭職是個人的自由，還有利於拓寬公務員退出制度出口。旁人不必説三道四。官員辭職訴求應予以尊重。但是官員辭職經商有兩個前提條件。一是辭職之前接受離職審計，清清白白走人。二是遵守法律關於公務員辭職經商的規定。官員離職審計是常規工作，在此不表。但是官員辭職經商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

    儘管我不願先入為主惡意猜度官員辭職經商的貓膩。但是現實生活中一些辭職腐敗的案例令人警醒。江蘇官員劉有貴辭職倒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劉有貴在仕途上一帆風順，他看中了一塊1514畝的地皮以後，不顧各級領導的挽留辭職下海。兩個月後，他掛牌成立房地産公司參與倒賣土地，大發橫財。儘管稍後劉有貴被人匿名舉報，引發紀檢部門注意，被依法查處。但是劉有貴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倒賣土地被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的。而其辭職違法創業本身並未受到追究。試想：如果劉有貴利用人脈從事經營活動，未參與倒賣土地，或者説紀檢部門沒有接到匿名舉報。劉有貴還會受到法律追究嗎？官員辭職違法經商短時間內搖身變成億萬富翁，其中暴露出的官員辭職管理巨大漏洞值得反思。

    眾所週知，國家公務員掌握著公共權力與公共資源，其職責就是為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表面上看，公務員辭職以後，回歸了普通公民身份，不再掌握公共資源與公共權力。但是不爭的事實是，長期的公務員身份也讓公務員（特別是身居要職的官員）擁有其他創業者無法比擬的人脈關係。如果從業領域與原工作領域直接相關，擁有權力的公務員辭職不久，這種人脈資源優勢更明顯。

    而且《公務員法》第102條明文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繫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因此，對公務員辭職經商的行為進行限制，很有必要。比如，上海市對辭職公務員的管理除了按公務員法辦事之外，還補充規定“離職公務員不得從事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的活動”，就是一種維護市場公平競爭規則的制度補丁，值得肯定與借鑒。

    從社會公平的角度與政府的角色定位來看，政府應該為所有創業者營造公平公正的創業環境與氛圍。公務員帶著人脈關係的巨大優勢辭職經商創業，容易耗費更多的社會資源與公共權力資源，導致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打壓其他創業者的發展空間。帶著特權因素的創業並不是貨真價實的市場經濟創造。這不僅會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決策，而且對經濟社會長遠發展不利。

    武漢市相關部門在決定是否批准發改委主任辭呈時，顯然不能忽視這些不利市場公平競爭，違背法律規定的因素。而且對公務員辭職以後的行為，也應依法依規予以規範。除了遵守《公務員法》以外，對公務員辭職經商進行限制、規範，明確違法違規辭職經商的處罰細則。針對辭職公務員管理難度大，監督困難的問題作出週到的制度安排。依法對辭職公務員的違規經營行為進行監督、規範。避免公務員辭職經商滋生創業腐敗與社會不公。十分必要。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