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將試點推行城鄉接合部的流動人口“倒挂”村的封閉管理模式。據稱，警方將聯合政府部門為這些村落建圍墻、安街門、設崗亭，並封閉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對村內的人員和車輛實行持證出入的措施，將原本開放的自然村經過人為科學合理改造，上升為封閉式的社區管理模式。（4月26日《新京報》）

　　為何要封閉管理？警方説了，“這些村莊出現警情高發，環境和治安秩序差等情況，已經形成治安工作的瓶頸。”此外，城中村“藏污納垢”的説法甚囂塵上，各地“摸索城中村封閉式管理的新路子”的熱情有增無減。可筆者納悶的是，建圍墻、封閉路口、持證出入就算“科學合理”的改造了？原本“開放”的自然村，改造成“封閉式的社區”就算是一種“上升”嗎？筆者曾《西安日報》上看到一個“先進典型”，説是當地有個楊家圍墻村通過城中村改造，打破“圍墻”意識，破“墻”治亂，“從一個爛攤子、上訪村、鬧事村到好班子、和諧村”。一邊是打破圍墻，一邊卻是建立圍墻，怎麼能均屬“上升”之舉呢？

　　毋庸諱言，圍繞城中村的爭議不絕於耳。於今而言，拋開存廢爭議，探討如何有效管理城中村或許才是理性之策。可無論如何，筆者都不覺得建圍墻、封路口的封閉式社區管理模式是“科學合理”的。封閉管理城中村，無異於像隔離病毒一樣把一部分居民圈在“圍墻”之內。眾所週知，絕大多數城中村公共設施缺乏、生活環境欠佳，如此“封閉管理”，無異於是默認一種低水平公共服務的正當性，剝奪城中村居民獲得優質城市生活的權益。

　　事實上，如今不光是城中村，舉凡都市，封閉式小區遍佈，圍墻一圍，保安把門，進出憑證，來訪登記，視頻監控，每個小區自成系統，自成一個小社會，大有與外界劃清界線的意思。尤其是一些所謂的高檔住宅區，更是戒備森嚴、與世隔絕，儼然“城堡化”，大有與外界“老死不相往來”之意。

　　俗話説，“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比如高檔社區裏入住的自然是“成功人士”，城中村裏則多聚居著外來人口。什麼層次的財富水平對應什麼價位的房子，進而對應什麼檔次的小區，而小區之間的檔次之差又暗含著住戶階層身份之別，這種“居住隔離”也就帶來了階層分割。正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言，不同居住區域的分離，表明階層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如此差別化居住，自然也就成為階層“斷裂”的表現。老北京“東富西貴，南貧北賤”的説法，指的就是一種“居住隔離”的狀態；昔日廣州也有“東山大少”、“西關小姐”的説法，也是包含著身份階層的地理差別。

　　況且，高檔小區多處於交通發達、商業繁華、教育資源集中的市區，而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和城中村大多在配套設施不全的邊緣地帶，資源差異又會進一步加劇階層上升的機會失衡，加速“階層斷裂”。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郭松海曾提議“控制居住空間分異，構建混合社區”，可謂切中肯綮。廣州的金沙洲這個地方，也曾因聚集大量經適房、廉租房而被擔心會成為“貧民窟”，“混合居住”的想法也屢被提及。一道圍墻，建起來簡單，拆起來可就困難了，“居住隔離”導致的身份階層烙印，別説拆墻，就是挖地三尺也難以迅速改變。由此看來，原本“開放”的自然村，改造成“封閉式的社區”實在算不上是一種“上升”。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