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史上最牛的連壞抄襲門》的文章在網上引起了受到人們的關注，署名為“中大學子”的舉報者通過對比認為，僅一篇討論“宮腔粘連”的論文就遭到了16個單位25人的6輪連環抄襲。（3月24日《中國青年報》）

　　令筆者詫異的是，在知道自己的論文被輪番抄襲之後，被抄襲者並沒有出現想象中的義憤填膺，而是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對造假者表示理解。畢竟也是過來人，也明白抄襲者不是刻意要拿自己的研究成果來給自己充門面，清楚他們是因為制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作出種被人詬病的事情。換用一句話説，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理解造假者的心情。

　　無獨有偶，有關於學術造假方面的事情最近也在武漢大學鬧得沸沸颺颺。這兩個學術造假案雖然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領域，但始作俑者都是為了同樣的一個目的——實現論文數量上的“飛躍”，只有論文數量到達了一定的數量，那些職稱評定什麼的才可能有戲。這種情形又是誰為為之、孰令至之呢？原因當然很多。可在這裡，我只想談一點：那就是職稱評定的量化原則。可以説，正是因為制度上的規定才成了學術造假的氾濫，簡言之，那就是制度要你造假，君不得不造。

　　從復旦大學申小龍、張汝龍抄襲案、華東理工大學胡黎明作假案等學術腐敗現象中，人們驚奇的發現，學術造假已經不是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的“有心之舉”，説得誇張點，這已經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種集體行為，一種在制度下不得已而為之的集體行為。

　　學術研究的興盛與否是一個國家未來命運的風向標，好事者有意把學術研究成果和個人的前途挂鉤，以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殊不知，這種揠苗助長的方式錶面上能夠對學術界造成一種虛假的繁榮，但是骨子裏的則是造成了研究人員的浮躁心理。人們為了職稱為了前途不得不挖空心思杜撰“研究成果”，實在是沒法子了，“拿來主義”就成了研究人員的通用寶典。不斷出現的造假風波以及學術研究成果和水平的下降就是“唯成果數量是論”的回應。中國最近幾年的學術論文在數量上已經佔據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又有什麼用，國際上給中國的評價只能是科研大國，與科研強國的地位甚遠。

　　杜絕學術界的造假風，除了在監督方式上下功夫之外，筆者認為，更要變更當前的“研究數量=職稱”制度，一個成果要花兩三年的時間才能出成果，要你一年上交三四篇論文這不是逼著人家造假嗎？再説了，一年出的這三四篇論文能夠有什麼價值，除了只能擠佔某些辦公室的保險櫃之外，恐怕再沒有其他的用處了。

責編：趙春曉